1908年，外交天才顾维钧被骗回国与张润娥完婚，而他却在母亲房中躲了两晚，没想到第3天晚上张润娥找他同寝，顾维钧不肯碰她，还说：“房间够大，床也很宽敞，你一个人睡足矣，从此沙发是我的。” 1904年的上海，张云骧的药铺前已经排起了长队，这位被叫做“张聋子”的名医，这天诊完顾家小少爷，拉着顾维钧的父亲顾溶到后堂喝茶。 自家独女张润娥刚满10岁，模样周正，性子温顺，配顾家这聪慧小子正合适。 顾溶也打得一手好算盘，张家医术高明，往后家里有个头疼脑热不愁，再说张家就这一个闺女，嫁妆肯定丰厚。 两家人拍了板，用一张红纸写下了12岁顾维钧和10岁张润娥的婚约。 那时候的上海，大户人家结亲早不稀奇，但像这么小就定下来的，确实少见，张润娥还在跟着母亲学女红，听丫鬟说自己将来要嫁的是顾家少爷，只知道低头红了脸。 顾维钧刚进新式学堂，课本里的新世界比婚事新鲜多了，压根没把这桩婚约放在心上，谁也想不到，这张红纸会在十几年后，变成捆住两人的绳索。 四年后，16岁的顾维钧要去美国留学，行李都收拾好了，父亲突然提了句：“你岳父说了，学费他包了，让你安心读书。” 顾维钧愣了愣，他知道张家为了供他上学，把苏州的几亩祖产都卖了。 那时候去美国读书可不是小数目，一年花销抵得上普通劳工干三十年，张家把独女的嫁妆提前拿出来，明摆着是押宝在他身上。 可这沉甸甸的恩情，在顾维钧眼里更像枷锁，他越念着这份好，越觉得这婚事不对劲。 在美国的七年半，顾维钧在库克学院读高中时，他和同学争论要不要从政，说将来要让中国在国际上抬头；进了哥伦比亚大学，他跟着教授研究国际法，梦想着站在世界舞台上为国家说话。 身边的留学生都在谈自由、谈平等，他开始写信给家里，说想让张润娥放脚、学英语，话里话外都是对这桩婚事的抵触。 1908年夏天，顾维钧被家里连哄带骗叫回国，一进门就被父亲堵在堂屋：“婚期定了，你不点头，我就不吃饭。” 母亲在一旁抹眼泪，说张家姑娘等了他这么多年，不能让人戳脊梁骨，他心软了，嘴上答应“就走个形式”，心里却打定主意不圆房。 洞房那晚，他躲在母亲房里看书，伴郎把他拽回去，他就坐在椅子上耗到天亮。 张润娥穿着红嫁衣，坐在床边一夜没合眼，第三天主动说：“你要是不自在，我睡沙发就行。” 那几天，张润娥没闹也没怨，照样给公婆请安，学着做顾家少奶奶该做的事，顾维钧看她偷偷练英语单词，看她对着镜子练习西式礼仪，突然觉得更别扭。 她越想靠近他的世界，越显得两人不是一路人，没过多久，他借口学业紧张回了美国，把张润娥留在了上海的深宅大院里。 1909年秋天，顾维钧寄回一封长信，字里行间都是要离婚的意思，张润娥拿着信纸，看了一遍又一遍，没哭也没骂，只托人回了句“想当面谈谈”。 见面那天，她问：“我哪里做得不好？”顾维钧说：“不是你的错，是我们本就不该在一起。”她沉默了半天，说：“我抄离婚协议吧，抄四份，省得旁人说闲话。” 1911年的离婚协议上，张润娥的字迹娟秀有力，签完字，她回了娘家，把那些年学英语的课本、做的西式裙子全烧了，转身进了陆家观音堂。 剃度之后，世间再无张润娥。 顾维钧很快娶了唐宝玥，总理唐绍仪的女儿，两人在外交场上配合默契，他的仕途也越走越顺。 1919年巴黎和会，他一句“中国不能失去山东，就像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让世界记住了这个中国外交官。 可没人知道，他深夜写日记时，会想起那个在沙发上蜷了好几夜的身影。 1933年，顾维钧在上海办外交，听说张润娥在尼姑庵里过得清苦，让副官送去五万块银元，还有一封亲笔写的忏悔信。 副官回来禀报，钱和信都被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庵里的小尼姑说：“师父说，施主早该忘了尘世里的事。” 那时候，张润娥已经在庵里住了22年，每天念经、种菜，手指上磨出了厚茧，再也不是当年那个需要人伺候的大小姐。 顾维钧留洋回来，满脑子都是新思想，怎么可能再接受包办婚姻？张润娥生在旧式家庭，学的是三从四德，她能做的最大反抗，就是在被抛弃后不纠缠、不哭闹。 那时候的中国，到处都是这样的撕裂，男人剪了辫子穿西装，女人还在为放不放脚纠结；留学生在国外讨论民主自由，家乡的父母还在为儿女订娃娃亲。 顾维钧们幸运，能踩着时代的浪头往上走，可张润娥们呢？她们没机会读书，没能力独立，婚姻就是一辈子的饭碗，被打碎了，就只能找个角落自己粘起来。 现在咱们常说婚姻自由，可自由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无数个张润娥的沉默，无数个顾维钧的挣扎，才让后来的人能堂堂正正说“我要自己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