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军官陈济棠看上了戏子莫秀英，得知她身上有两处特别，认为她旺夫益子，赶紧向她求亲。不料，莫秀英竟告诉陈济棠，她正是因为4年不育才被夫家休出门的。 1947年广州的葬礼上，陈济棠攥着莫秀英的灵牌，指腹一遍遍摩挲着“莫氏秀英”四个字。灵堂外的白幡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像极了她当年在戏台上唱《霸王别姬》时挥舞的水袖。 他想起38年前第一次在阳江儒洞圩见她的模样：台上的虞姬眼波流转，唱腔里裹着三分幽怨七分倔强，下台后卸了妆，粗布戏服掩不住一身风骨。 那时他怎会想到，这个被前夫家嫌弃“不育”的戏子，会成为他一生的铠甲与软肋。 陈济棠初见莫秀英时，刚从军校毕业不久，一身戎装难掩骨子里的书生气。 手下说这戏班的女主角“眼有凤纹，掌带元宝”，是旺夫相，他本是带着几分猎奇去看的，却被她卸妆时坦然的眼神勾住了。 当他托人说亲，莫秀英竟直截了当地把被休的缘由摊开：“前夫家嫌我四年没生养，赶我出来的。” 换作旁人，或许早打了退堂鼓，可陈济棠看着她眼底没藏住的坦荡，突然笑了：“我娶的是你，不是能生养的肚子。” 婚后第三年，长子陈树坤的啼哭打破了“不育”的传言。陈济棠抱着襁褓里的婴儿，听莫秀英轻声说：“你看，不是我不能生。” 后来的十几年里，她接连生下七男四女，院子里的嬉闹声从没断过。 陈济棠的五哥陈维周总说“弟妹是天定的福星”，他嘴上不说，心里却愈发信了——自她进门，他从营长一路升到军长，手里的兵权越来越重，广东的地盘也渐渐稳固。 可莫秀英的“旺”，从不止于子嗣。1929年陈济棠主政广东，夜里常对着地图发愁，她端来莲子羹，轻声说：“光靠枪杆子不行，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才会认你。” 后来广东遍地兴起的糖厂、纺织厂，背后都有她劝丈夫“实业救国”的影子。她带着孩子们去考察荒地，跟老农请教种甘蔗的法子，回来就把账本摊开：“你看，这亩地产量要是提上去，糖厂就能多雇百十个工人。” 海南岛的秀英码头至今还立着碑，刻着“民国二十三年莫秀英捐建”。 那年台风冲垮了旧码头，渔民们只能冒险在浅滩卸货，她听说后，当即把自己的私房钱拿出来：“修个结实的码头，渔民能少遭些罪。” 在家乡高州建的医院更成了佳话，穷苦人来看病，不仅免诊金，连药费都由她的账房垫付。有人劝她“女子家别管太多事”，她只笑笑：“我也是苦出身，知道难的时候有多难。” 1936年两广事变失败那晚，陈济棠在指挥部里摔了茶杯，碎瓷片溅到手上。 莫秀英没劝他，只是蹲下来一片片捡起来，轻声说：“飞机叛逃了，兵还在；地盘丢了，人还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他看着她把伤口包扎好，突然冷静下来——是啊，比起当年被赶下台的窘迫，现在至少还有她和孩子们在。 逃亡香港时，她把金条缝在孩子们的棉衣里，自己只带了几件换洗衣物，说“钱是身外物，人在就好”。 日军占领香港后，有人带着伪政府的委任状找上门，许以高官厚禄。 陈济棠看着那张纸，手指微微发颤，莫秀英突然把茶杯往桌上一墩：“我们陈家祖祖辈辈读的是圣贤书，你要是敢点头，我就带着孩子们一头撞死在你面前！” 她眼神里的决绝，比当年在戏台上拔剑自刎的虞姬还要烈。那一刻，陈济棠彻底断了念想，连夜带着家人辗转到了重庆。 在重庆的日子清苦，她却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孩子们读书的油灯总是最亮的，陈济棠的长衫永远熨得笔挺。有次他看见她偷偷变卖嫁妆，换了米回来，眼眶一下子红了。她却说：“衣裳首饰能当饭吃吗？一家人在一起，比什么都强。” 莫秀英47岁病逝时，陈济棠在悼亡诗里写“半世救人难自救”。 他知道，她救的何止是别人——是他在乱世中守住的良知，是陈家没被权力腐蚀的根基，是广东百姓记了几十年的“秀英码头”与惠民医院。 后来他在台北终老，终身未再娶，书房里始终摆着她的照片：穿旗袍的女子站在糖厂前，笑容温和，眼神却藏着力量。 世人都说陈济棠遇莫秀英是“得贵人相助”，可只有他自己清楚，那个被前夫家弃如敝履的戏子，从不是依附他的藤蔓。她是并肩而立的树，在风雨里替他挡过刀，也在阳光下陪他看过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