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秋收起义后，打长沙失利，教员去罗霄山脉为什么没人管他，只因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是郭亮！ 长沙的秋天带着潮气，像墙皮里渗出的旧水痕，手背一贴就黏上来。 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城里稻香照旧，火药味也照旧。巡逻兵踢着皮靴过街，铁掌敲在路面上，咚咚直往心口里撞。 茶馆的壶嘴吱吱冒白汽，伙计端杯时眼神闪得快，像怕跟谁对上了就多出一句话。 人们说话轻，用眼色交流，比口舌更稳妥。 郭亮这个名字，在码头边的麻袋堆里也有人知道。 问起“谁”，搬运工会把手一扬：那位敢拦火车的青年。那年他只有二十出头，骨架不大，身上那股硬劲却像新打的铁。 粤汉铁路大罢工，队伍闹哄哄，一列车头冒着热气往前挤，他第一个卧倒在铁轨上，背脊顶着排障器，手心被铁皮磨出一层热辣的痛，开口喊：“工友是一家！”喊声像把钩子，把几百个工人拽到了铁轨上。 火车真停了，煤烟味往天上翻，风呼啦一下把它拎走。 消息沿着江水传，传进厂房、车站、宿舍，传到那位教员的耳朵里。 称他“有名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不是空话，是见过他在人堆里把话说到心里去。 望城铜官镇出身，江风常年从石阶上掠过。 小时候的他不爱闹，爱盯着人看。 十一岁写过一首白话小诗，问社会为什么这样，那几句直白的话像小刀，薄薄的，却锋利。十五岁读长郡中学，去一师找同学，正撞见刚从冷水里探出头的那位，头发上还有水珠。两个人打了个照面，算是把以后的一段路系上了结儿。 几年过去，《湘江评论》在长沙见刊，他成了那本小册子的急切读者。 再往前一步，进学会，入党。 日子推着人往前，像江水拐过石头，磨久了，边角都规整起来，他却一直保留着那股直。 一九二七年春，长沙的天闷得发烫，风吹过来像被烤过。 他短期坐上湖南省委代理书记的位子，椅子是热的，不是比喻。名单每天在变，今天有人失联，明天有人被带走。 省委会常常换地方，城北的小院、郊外的祠堂、河堤下的破仓，墙上挂着的纸灯摇一下又一下。 夜里，脚步声从巷子里淌过去，没人敢把窗推得太开。 即便如此，他在工厂与码头间来回穿行，长衫洗得发白，布包拎在手里，走路不急，像在办一件平常事。 八七会议的消息在闷热里炸开，像一记雷，雷声过去，空气更紧。 教员带着决议回到湖南，打算在秋收时节点起火。 村里的祠堂变成地图铺展的地方，油灯的火苗抖着，烛泪沿着铜烛台慢慢凝固。门口有人蹲着，听远处的狗叫。黑夜包裹住村落，屋内的人把路线在纸上划出一道道线，手指在桌面上敲了敲，彼此对视，什么也没多说。 九月初九的凌晨，枪声像一把扯开的布，从湘赣边界的山谷里裂向四面八方。起义军三路往长沙去，纸面上的字都很顺，配合、夹击、响应，落笔利落。 可山风会改方向，路上也会忽然多出一队枪。 第一路在金坪附近被叛军咬住，队伍被撕开一个口子，喊杀声里，肩上的担子一轻一重，几步就变成了奔。 第二路攻下醴陵，城门还没凉透，又被围上，不得不撤。 第三路从铜鼓、白沙镇连下两城，扭头看侧翼，空的，只能退。几天功夫，整洁的图变得皱巴巴，像被汗水浸透的信纸。 十九日，文家市的里仁学校里挤满了人。 粉笔灰还残在黑板边，窗台上铺着薄薄一层尘土。桂花香从窗缝里钻进来，混着湿气，压不住屋里的焦躁。有人把拳头放在膝盖上捏紧，说还要打长沙，一鼓作气；有人咬着嘴唇，眼神闪躲，担心再冲就是往刀口上挤。 教员站在讲台边，墙角的影子把他的轮廓切得冷硬。 他不抬嗓子，话一句一句落下：城里重兵，队伍伤了元气，硬攻是送命，转向山里，去敌人薄弱的地方扎根，把人和枪留住，日后再说。 一九二八年春，风里有了新的凉意，他按着任务去湘鄂赣边界收拢组织。 三月，岳阳的路口灰尘很大，靴尖在地上刮出细碎的声音。叛徒递出眼色，他被按住，押回长沙。审讯室的灯晃来晃去，墙壁潮得能抠下一层粉。 问话的人把桌子拍了又拍，他靠在椅背上，吐出的字像一块块石子：“睁眼全是，闭眼没有一个。” 行刑那天，街角摊贩的蒸笼照旧冒汽。 有人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去。司门口前坪的石板被踏得发亮，他的影子落在上面，比人还长。 临去前给妻子的字很短，短得像一口气，交代孩子，交代志向，把一生的重递到下一只手里。 后来，亲人把头颅和遗体偷回，连夜缝合，土有些湿，锹头下去的声音闷，只有亲近的人听得见。 铜官镇的江雾总是起得早，石阶上青苔滑得不太好走。 镇口立起新的碑，学校换了新名，巷子头的人唤路时，会加上他的姓。 人世的记忆有时靠得住，有时靠不住，但那张卧轨的背影，那句冷硬的口供，那封写在墙角的遗书，像三枚钉子，钉在长沙的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