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投降80周年#【东京审判：“不正视过去，如何才能再生？”】位于东京的日

#日本战败投降80周年#【东京审判：“不正视过去，如何才能再生？”】位于东京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礼堂内，东京审判拉开帷幕，来自11国的法官和检察官以国际法名义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追责。#日本人因南京大屠杀史料羞愧愤怒#

79年后，记者来到故地，法庭原址如今被纳入防卫省内部，采访申请遭婉拒。曾经关押战犯的巢鸭监狱旧址已成商业设施，历史印记难寻。审判的空间淡出公众视野，但围绕其正当性与历史意义的争论，至今未止。

“侵略战争理应被追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公告中明确提出“对所有战争罪犯予以严厉惩处”，为战后追责奠定法律基础。次年1月，盟国依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拟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

“日本长期侵略中国等亚洲邻国，造成深重灾难。战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理应追究日本的侵略责任。”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纐缬厚指出。

东京审判自1946年5月开庭，至1948年11月宣判，历时两年半。共有11个国家参与法庭组成，包括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印度、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中国派出梅汝璈任法官，向哲浚任副检察官，积极参与审理。

共有28名甲级战犯被起诉，包括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梅津美治郎等核心人物。其间历经818次庭审，传唤证人419人，出示证据4336件，庭审记录长达约4.9万页，判决书达1231页。最终，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其余获有期徒刑或因病免判。

“与纽伦堡审判相比，东京审判时间更长、内容更复杂。”纐缬厚分析指出，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设立多个占领政权与监禁机构，对当地民众实施长期压迫和暴力，加害行为地域跨度更广、类型更复杂。

“对我们过去罪过的鞭笞”

东京审判主要围绕三类罪行展开：一是“破坏和平罪”，二是“战争罪”，三是“反人道罪”。其中最具争议的是“破坏和平罪”，即对发动侵略战争行为本身追究个人刑责。这一罪名在当时尚属首创，即便在79年后的今天，其法理依然广受讨论。

“1946年时，‘破坏和平罪’在国际法中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纐缬厚指出，国际法一贯强调“罪刑法定原则”，即不能以后制定的法律追溯惩罚之前的行为。因此，日方辩护律师普遍主张，依据“破坏和平罪”定罪属于“事后追诉”，有违现代法治理念。

尽管如此，当时多位法官仍认为，日本早在1928年签署的《非战公约》中已承诺放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而作为被告的战犯，在作出这一承诺之后仍密谋并发动侵略战争，理应承担相应的个人刑事责任。

东京审判中的澳大利亚法官威廉·韦伯认为，正义不应因缺乏先例或明确条文而止步。面对规模空前的战争罪行，国际社会有责任作出法律回应。他的立场得到不少国际法学者认可。在他们看来，尽管东京审判在形式上突破了传统法理，但其精神实质值得肯定。

除了法理争议外，东京审判在日本也面临“胜者对败者清算”的质疑。日本部分舆论认为，法庭仅追究了轴心国战犯，却未审查盟军在战争中实施的无差别轰炸、原子弹投放等行为；同时，整个审判体系由战胜国主导设立和主持，难以摆脱“以司法实现政治目的”的印象。

即便如此，从道义层面看，东京审判的意义仍广受肯定。当时的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曾在开庭陈词中称其为“文明的审判”，认为这是一场对战争暴行作出的历史性回应。多位学者指出，东京审判不仅是对加害者的法律追责，更是全球性否定侵略战争的重要实践。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日本国内舆论也并非一边倒地为战犯辩护。东京审判时，《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普遍对审判持积极评价。《朝日新闻》更将审判报道整理成多卷合集，在第一卷前言中写道：“东京审判是对我们过去罪过的鞭笞。审判必然会带来痛苦，这个痛苦不堪正视，但不正视过去，如何才能再生？”

“历史的阴影从未远离日本政治”

东京审判虽然在法律上作出明确判决，但其惩戒效力却因国际政治风向的转变，在审判结束后不久便迅速削弱。随着冷战格局的确立，美国等占领国的对日政策从“清算战犯”转向“扶植反共”，加快推动日本融入西方阵营。

与此同时，上世纪50年代前后，日本国内要求赦免战犯的呼声逐渐高涨。国会通过相关决议，主张解除战犯刑罚；日本政府自1953年起更将部分被处决者认定为“公务死”，向其遗属发放抚恤金，悄然完成从“罪犯”到“为国殉职者”的叙述转向。1978年，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秘密合祀于靖国神社，引发邻国强烈抗议。

部分战犯甚至重新掌权。曾任东条内阁重要成员、战后被关押于巢鸭监狱的岸信介，获释后重返政坛，并最终出任日本首相。

纐缬厚指出，岸信介的政治回归象征着东京审判清算工作的半途而废，“而他的外孙安倍晋三在历史问题上的保守立场，也说明那段历史的阴影从未真正远离日本政治”。安倍曾在国会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称其为“战胜国的裁决”。他还否认侵略战争的明确定义，并多次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更深层的危机还体现在公众历史认知的断裂上。纐缬厚感叹：“战后日本对战争责任、侵略责任缺乏足够自觉，年轻一代的冷漠尤为明显。作为教育者，我对此深感遗憾。高中和大学等教育机构并未真正给予学生理解战争责任的机会，许多年轻人对于日本曾发动过侵略战争的事实并不了解。”

他进一步指出，如今日本社会普遍流行一种“侵略责任是过去的事，未来才重要”的观点。“这种过度强调未来的思维模式，恰恰忽视了以史为鉴的重要性。”

“日本人的历史感正在不断削弱。”纐缬厚说，“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对此深感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