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马步芳的电台主任熊维邦收到了两封绝密电报，他看都没看，就交给了曾庆良，曾庆良看到内容后，顿时吓了一跳！
在1937年那个动荡年代，一封看似普通的电报，竟可能决定数千人的生死。马步芳的电台里，隐藏着一位被俘红军报务员的秘密举动，这两封绝密指令若发出，西路军余部将面临灭顶之灾。真相如何揭开？一切从河西走廊的惨烈战斗说起。
1936年底，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面对马步芳、马步青部队的围攻。部队在消灭敌方两万多人后，因补给断绝，只能分散突围。突围中，一些战士被俘，其中包括报务员曾庆良。他原本在红军中从事电讯工作，被押解到西宁后，编入马步芳的电台。
马步芳对俘虏极为严厉，不愿服从者往往被处决。西路军电台总工程师刘景炎也被俘，此人是无线电领域的资深人士，早年在冯玉祥部任职。马步芳知其专长，便任命他为无线电总工程师，并提供住所和家庭。
刘景炎借此机会，向马步芳亲信张之俊求助，张之俊同样出自冯玉祥旧部，与刘景炎有旧交。刘景炎指出，西路军俘虏中多名通讯人员曾受其指导，希望保留他们。张之俊与电台主任熊维邦商议后，向马步芳建议，从俘虏中选无线电人才利用，以填补人才缺口。
马步芳同意，熊维邦挑选出几人，包括曾庆良，将他们安置在电台，避免了杀戮。熊维邦观察曾庆良技术熟练，便逐步委托事务给他。熊维邦本人热衷私人娱乐，对工作疏忽，这进一步加深了对曾庆良的信任。
1937年3月初，马步芳接到蒋介石指令，西路军余部一千多人由李先念指挥，沿祁连山内部西进，要求派兵追击全歼。马步芳迅速布置，调驻西宁的马步銮旅一个骑兵团，从都兰县追击；同时令河西走廊的马彪带主力骑兵包围附近余部。
这些命令写成两封绝密电报，送到熊维邦手中。熊维邦未查看，直接交给曾庆良处理。曾庆良阅读内容后，未发出电报，而是扣押起来。他假装操作机器，但实际未发送。熊维邦因信任，未加追问。
此举中断了马家军的协调行动，西路军余部因此获得喘息机会。马步芳的骑兵未能及时合围，李先念率队穿越祁连山冰雪地带，历经艰险抵达新疆。整个过程源于熊维邦的怠工和曾庆良的机智应对，避免了更大损失。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转战四个多月，歼敌两万五千，但因装备落后和战略调整频繁，最终失败。被俘者约一万两千五百人，多遭马步芳镇压。曾庆良等少数人因技术价值而幸存。
四天后，马步芳获知部下刘呈德在玉门青山头与西路军余部交火，但援军未至。他质问熊维邦，马步銮和马彪为何无回应。熊维邦询问曾庆良，曾庆良称干扰大未成功。熊维邦向马步芳编造天气恶劣导致传送失败，刘呈德已阻击，可向上级交代。马步芳未深究，此事瞒过。
扣押电报未被发现，西路军余部借此延误，深入祁连山，最终四百多人抵达新疆。新中国成立后，曾庆良任西南军区通信处长，1956年出任军事通信工程学院副院长，1961年获少将军衔，1996年病逝，享年79岁。
刘景炎等人也继续贡献于通信领域。马步芳的部队在抗日战争中东调，部分俘虏获释。整个事件反映出战争中个体作用的关键，西路军失败教训深刻，影响了后续战略。
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战斗，展示了顽强抵抗，但也暴露了补给和协调问题。马步芳的严厉措施，导致大量俘虏遇难。曾庆良的举动，不仅救了余部，还体现了技术人员的独特价值。
历史记载显示，西路军总人数两万一千八百，战死七千，被杀五千六百，幸存者通过各种途径回归。祁连山行军条件恶劣，余部历时四十九天穿越，体现了坚韧。
李先念等领导人在新疆重组，继续革命工作。马步芳的电台管理松散，成为事件转折点。熊维邦的疏忽，直接促成扣押成功。此类历史细节，值得后人深思战争的残酷与人性。
回顾1937年那两封电报，历史的偶然往往改变大局。曾庆良的抉择，挽救了西路军余部，避免了全歼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