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因遭到不公正对待，中国遗传学奠基人李景均毅然离开内陆前往香港，无处可去的李景均，竟然得到了诺奖得主穆勒亲自向美国国务院求情，希望将李景均接到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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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香港，对李景均来说就像个牢笼，他带着妻女逃离后，才发现手里没有任何合法证件能离开。 就在他走投无路时，一封登在美国《遗传学杂志》上的求助信，在美国遗传学界掀起了波澜。 诺贝尔奖得主穆勒，一个素未谋面的美国人，竟亲自写信给美国国务院为他求情，甚至准备动身来香港接他。 究竟是什么，能把北大史上最年轻的系主任的顶尖学者，逼到这步田地？故事要从他的第一个重大决定说起。 1936年，李景均拿着家人凑的钱，远赴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他在那里系统地学习了现代遗传学，更被杜布詹斯基等学术大牛点燃了热情，把当时还很新的群体遗传学，当成了自己一辈子的方向。 学业有成的同时，他也在芝加哥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和一位美籍华人组建了家庭，那时候，他已经在美国站稳了脚跟，前途一片光明。 1941年，中国抗战最难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逆流而上的决定：回国，但归国之路远比他想的要艰险。 为了躲避日军潜艇，轮船只能绕着走，从旧金山绕到印度，再走缅甸，最后踏上危机四伏的滇缅公路，到了香港，随身带的支票兑不了现，一家人顿时身无分文，幸亏有朋友和当地地下组织帮忙才没困死。 整整五个月的折腾，当他终于到广西大学任教时，人已经瘦得脱了相。 可即便是在战火里，他也没放下学问，背包里永远塞满了书和资料，同事都开玩笑说他是个“移动的实验室”。 不过，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抗战胜利后，李景均的才华得到了认可，年仅34岁就被聘为北京大学农学院系主任，成了北大校史上最年轻的系主任。 当时的他，像是要把失去的时间都补回来，白天上课，晚上就在油灯下写书，写出了中国第一本《群体遗传学》，他以为，好日子终于来了。 谁知，一场风暴正等着他。 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传来的米丘林-李森科主义被捧为“社会主义阵营”的科学正统，而李景均坚持的摩尔根遗传学，一夜之间被打成了“资产阶级伪科学”和“资本主义毒草”。 他从受人尊敬的学术带头人，变成了被批判的靶子，先是他在农大校务委员会的课被无端停掉，接着，连做研究的实验室都不让他进了。 一次开会，主持的干部竟当众指着他鼻子骂他“崇洋媚外”，脾气倔的李景均气得当场摔了本子，一位苏联专家更是当着二百多师生的面教训道：“你们中国同志搞遗传学，就该跟着我们社会主义阵营走，” 即便如此，李景均还是想做最后的抗争。 1950年，他顶着巨大压力，出版了另一本著作《遗传学原理》，然而，这本书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书刚印出来，就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堆得像山一样的样书，被直接拉到造纸厂化成了纸浆。 学术理想被彻底碾碎，生活也走到了绝路，学校每月只发给他四十斤小米当工资，根本养不活老婆孩子，有一次孩子高烧不退，妻子抱着孩子去医院，却因为掏不出挂号费，只能绝望地蹲在医院门口哭。 1950年春天，他借口回上海探望病重的母亲，带着全家悄悄南下广州，再辗转到了香港，为了不让人起疑，他甚至在家里留下了许多还会回来的假象。 在香港，他收到了国立台湾大学的聘书，但他拒绝了，在他心里，学术自由比什么都重要。 1951年，在美国同行们的倾力帮助下，李景均一家终于踏上了美国的土地，他在匹兹堡大学从生物统计系教授干到系主任，先后当选美国遗传学会副主席和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他提出的临床试验随机/双盲原则，今天依然是现代医学研究的基石； 1998年，他获得了美国人类遗传学会颁发的杰出教育奖，这是对他一生学术成就的最高肯定。 据说，周恩来总理得知他出走后，在政务院会议上大发雷霆，痛骂了教育部负责人。 到了80年代，国内派人专程请他回国讲学，这位已经满头白发的老人只是摆摆手说：“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折腾了，”一句平淡的话，背后是一道再也无法愈合的伤疤。 2003年，李景均在美国去世，享年91岁。 当年被学生们偷偷藏在抽屉里传看的《群体遗传学》，如今被郑重地摆在图书馆最显眼的位置，烫金的封面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他当年呕心沥血的手稿，也被珍藏在北大农学院的旧址展览室里，供后人瞻仰。 进一步看，也正是这些惨痛的教训，才促使中国后来有了中科院的“百人计划”和教育部的“长江学者”这类政策，就像官方白皮书里强调的，要“以史为鉴，营造尊重人才的良好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