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病危昏迷，总理看望突然清醒，提出一个请求，总理含泪答应 “周公……我……还有一事。”——1972年8月23日清晨，协和医院的走廊里还留着夜班护士的脚步声，病房里却突然响起了沙哑的呼唤。守在床畔的周恩来俯身，握住那只瘦到只剩骨节的手，他明白，这位七十九岁的老人已无力再和时间周旋。 医护人员退到门口。何香凝睁开的眼睛混着泪光，她断续地吐出短句：“不火葬……我要去南京……和仲恺一起。”话音极轻，却句句清晰。周恩来点头，声音低而坚定：“行。我代表党中央答复你，不烧。一定送你去南京。”老人微微一笑，再度陷入昏睡。 请求说来简单，可在当时却并非举手之劳。自五十年代推行火葬，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签名，何香凝也曾附议。如今她转变心意，只因生死大事关乎夫妻誓言——“生同衾，死同穴”，这是她与廖仲恺半个世纪前就立下的约定。周恩来没有丝毫迟疑，他清楚，这不仅是私人情感，更关乎一段革命记忆的完整。 要理解这份执念，得把时间拉回到十九世纪末。何香凝生于广东番禺一个商贾之家，家境殷实，却拒绝裹足。彼时街坊盛传廖家公子寻“天足女子”成亲，原因颇怪：先祖是客家人，祖训不缠足。消息传到何家，母亲喃喃一句：“脚大也有好姻缘。”两家一来二去，1897年，两位年轻人婚书落定。包办的外壳，内里却是志同道合——同盟会、留日、办《民国日报》，他们像并肩奔跑的队友。 风雨骤起在1922年夏天。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移师永丰舰。廖仲恺遭扣押，三道铁链锁在石井兵工厂。得知消息的何香凝连夜冒雨赶到白云山军营，她一脚踢开门，浑身水滴直淌。军官们愣住，陈炯明赔笑递白兰地，她扬手一饮而尽，冷声一句：“要放人就当场放，要杀人也别拖。”短短几句话，把场面压得针落可闻。迫于舆论，廖仲恺被释放。夫妻当夜三点悄然乘船赴香港，晨曦初露，搜捕的士兵已扑空。 三年后，危机卷土重来。1925年8月20日午后，廖仲恺刚走进广州中央党部大门便中枪。尸体送回寓所时，何香凝眼前一黑，靠着门框才稳住身子。国葬那天，二十多万人涌上街头，送行的人群中，何香凝的黑纱被汗水打湿，她抬头望见“精神不死”四字挽幅，低声说：“他的路，我来走。” 说到做到。她主持救护队，筹款办义勇军；蒋介石反共清党，她愤而决裂，辗转东南亚卖画为生。1931年九一八，日本关东军进占沈阳，何香凝在新加坡画展上当众撕碎门票，“全数款项，奉献抗日”。一时间华侨捐款盈箱。淞沪抗战时，她奔走上海、香港，包下一整个楼面改作伤兵医院，还组织妇女缝制军衣，一天两万件的速度常把布商惊得合不拢嘴。 抗战胜利后，她对内战深感痛心，多次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主张。1948年，她在香港与宋庆龄、李济深等人组建“民盟香港支部”，秘密护送民主人士北上。次年秋天，她踏上北平城楼观礼，耳边礼炮阵阵，眼里却浮现出仲恺的身影，“他若在，也该站在这里。” 新中国成立后，华侨事务交给她格外合适。她常年飞广州、飞海外，劝侨胞回国投资；七十岁那年还坚持到海南考察橡胶林。工作人员劝她坐吉普，她摆手：“我腿还行，多走几步不碍事。”句子平白，却透出老党员的韧劲。 时间走到1972年春天，何香凝感到胸闷气短，被诊断为心衰。医生建议静养，她却拿起毛笔，为边疆孩子绘制连环画原稿。到了8月，病情急转直下，住进重症监护室。中央得知后，周恩来放下繁忙政务赶到医院，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周恩来向政治局汇报后，南京方面迅速组建工作组。棺木用上好的黄花梨，照顾到华侨习俗，又贴合简朴遗愿。9月5日午后，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朱德主持，宋庆龄致辞。吊唁队伍很长，队伍中不少归侨红着眼圈，轻声说：“她替我们说过话。” 灵柩装车东去。北京站月台上，叶剑英、徐向前、郭沫若等人肃立致礼；邓颖超陪同家属同行。专列一路南下，群众自发守候沿线车站，每到一处，花圈与挽幛堆起小山。9月6日18时，列车抵达南京西站，许世友率军区、南京市委干部迎接。夜色里，旌旗低垂，长号哀鸣。第二天，灵柩安放在紫金山麓廖仲恺墓侧，棺盖落定，棺钉封牢，夫妻合穴。 仪式结束，没有冗长致辞。士兵把最后一捧黄土拍实，墓前石阶上映着两行碑刻：廖仲恺，何香凝。字迹朴素，却把半个世纪的风雨并排镌进了山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