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1961年说，当年红军长征途中他曾经问过毛泽东，我们到底要去哪儿。毛泽东回答：“我考虑还是要往北。”刘伯承将军在说这句话时字里行间都是对于毛泽东主席的敬佩。 1934年底。湘江血战，打得太惨了，“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中央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士气跌到冰点。当时管事的博古和李德，还一根筋地要往湘西钻，去跟红二、六军团会合。 这计划听着不错，但实际上呢？蒋介石几十万大军早就张开口袋等着了。这时候再往里冲，不叫英勇，叫送死。 队伍走到湖南通道县，一个生死攸关的岔路口摆在了面前。 就在恭城书院，一场掰手腕的会议开始了。一边是坚持原计划的博古、李德，另一边是毛泽东。他拍着桌子说：“为什么非要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他的建议是，掉头，改道，去敌人力量最薄弱的贵州！ 这是在绝境里，第一次有人如此清晰地喊出“我们不能这么走！” 会上吵得很凶，但最终，真理占了上风。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这些“明白人”都支持毛泽东。会后，一份“万万火急”的电报发往全军，命令部队立刻转向贵州。 “万万火急”这四个字在红军的电报里是极罕见的，说明当时的局势有多凶险，这个决定下得有多果断。通道转兵，就像一辆即将坠崖的马车，被毛泽东硬生生拽了回来。虽然还没完全脱险，但至少，方向盘抢回来了。 如果说通道转兵是把车头掰了过来，那接下来的四渡赤水，就是毛泽东开着这辆“破车”，在悬崖边上跳了一曲华尔兹，愣是把后面几十万追兵给晃晕了。 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后来见到毛泽东，一个劲儿地夸三大战役，但毛泽东自己摆摆手说，那不算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一渡赤水，是为“逃”。在土城打了一场恶仗，发现啃不动，立刻脱离战斗，渡河西进，跳出包围圈。这是避其锋芒。 二渡赤水，是为“攻”。敌人以为红军要往川南跑，把主力都调过去了，贵州空了。毛泽东立马杀个回马枪，二渡赤水，奇袭娄山关，重占遵义城。这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部队的精气神一下就回来了。 三渡赤水，是为“诱”。蒋介石一看遵义丢了，急了眼，亲自飞到重庆督战，调集重兵再扑过来。红军呢？在茅台镇那边三渡赤水，又进了川南，摆出一副要北渡长江的架势。 四渡赤水，是为“走”。老蒋果然上当，把几十万大军都往川南调。可他没想到，红军派出的只是一个团在虚张声势，主力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掉头，第四次渡过赤水，然后急行军直扑贵阳。老蒋在贵阳，吓得赶紧调云南的军队来“救驾”。云南兵一动，金沙江防线就空了。红军虚晃一枪，掉头直奔云南，巧渡金沙江。 至此，几十万追兵，全被甩在了身后。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写道：“蒋介石就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话糙理不糙。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军事指挥了，这是把战争当艺术，把人心和时局算到了极致。 回头看毛泽东那句“我考虑还是要往北”，无论是通道转兵向西，还是四渡赤水来回折腾，看起来似乎离“北”越来越远，但每一步，都是为了最终能“往北”而创造条件。 这就叫战略上的定力和战术上的灵活。 目标是明确的，就是北上抗日，建立根据地。这是“道”，是最终的目的地，是人心所向。但在具体怎么走这个问题上，却要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甚至可以南辕北辙。这是“术”，是抵达目的地的手段。 刘伯承元帅之所以佩服，佩服的不是毛泽东算无遗策，而是他在最混乱、最没有希望的时候，心里那份“清明”。他能透过眼前的枪林弹雨，看到未来的方向。这份穿透迷雾的眼光，才是真正的领导力。 当刘伯承问出“我们到底要去哪儿”时，他要的其实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信念，一个能让三万多颗濒临绝望的心重新凝聚起来的信念。 毛泽东回答了“往北”。这不仅是一个军事方向，更是一个政治方向——去抗日的最前线。这个目标，瞬间就让长征从一次被动的军事转移，升华成了一场神圣的救亡图存的进军。 这，就是格局。这，就是为什么在那样的绝境里，这支队伍不仅没有散，反而淬炼出了更强的战斗力。因为他们知道了，为何而战，将去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