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当了上海市长，他的岳父带着小姨子，常住不走了。一个人的工资三个人吃饭，这下把

陈毅当了上海市长，他的岳父带着小姨子，常住不走了。一个人的工资三个人吃饭，这下把陈毅愁坏了，陈老总忍了又忍，最后还是爆发了！ 1949年，上海解放，陈老总走马上任，那可真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可就在他忙得脚不沾地的时候，家里却来了“幸福的烦恼”。 他的岳父，也就是张茜女士的父亲张矩思老先生，带着陈毅的小姨子，从老家湖北来到了大上海。老人家想着，女儿女婿都在这儿当大官，自己过来，一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多好。 这本是人之常情，陈毅和夫人张茜自然是热情招待。可问题很快就来了。那时候的新中国，干部不发工资，搞的是“供给制”。啥意思呢？就是国家根据你的级别，管你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但都是有标准的，一人一份，丁是丁卯是卯，清清楚楚。陈毅是市长，标准高一些，但也就是保障基本生活。 这下好了，岳父和小姨子一来，家里一下子多了两张嘴。供给制的标准是按人头的，多两个人，就是多两份开销。关键是，这份开销，国家没给拨，得从陈毅自己那份定额里匀。一个人的口粮，要掰成三瓣吃，这日子一下就紧巴起来了。 一开始，陈毅觉得，岳父大老远来的，又是长辈，住一阵子就住一阵子吧，自己省省，也就过去了。他让孩子们继续穿着带补丁的土布衣服，自己更是能省就省。可时间一长，老人家似乎没有要走的意思，把这儿当自己家了，常住了下来。 这下，陈毅是真愁坏了。他愁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他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是上海市的市长，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全上海几百万双眼睛都盯着他呢。 上海刚解放，资本家们还在观望，普通老百姓也在看，你共产党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是跟国民党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还是真的人民公仆，大公无私？ 他要是默许岳父常住，用公家的钱养着亲戚，这事儿传出去，影响多不好？他怎么去要求手下的干部廉洁奉公？怎么去说服上海市民相信新政府？这绝不是一件小事，这是原则问题，是“家风”和“政风”的大问题。 陈老总心里那个纠结啊，一边是孝道人情，一边是党性原则。他忍了又忍，想找个合适的机会跟岳父谈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生怕伤了老人的心。 但事情总得解决。那天，陈毅思前想后，辗转反侧，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把岳父恭恭敬敬地请到一边，进行了一次可以说是载入家史的谈话。 他没有发火，也没有拍桌子，而是掏心窝子地、恳切地对老人家说：“爸爸，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兵。职位越高，越要带头，越要严格要求自己。您来上海，我们做子女的很高兴，但长期住在这里，靠公家过日子，群众会怎么看我这个市长？这不光是我个人的事，这关系到我们党的威信啊！” 一席话，说得老人家沉默了。张老先生也是个明事理的人，之前只是站在家人的角度，没想那么深。听女婿这么一说，他茅塞顿开，是啊，女婿现在不是普通人，他是共产党的大市长，他的家事，就是国事。再住下去，不是爱他，是害他。 没过多久，老人家就主动提出要回老家。陈毅亲自把岳父和小姨子送上火车，心里的石头，总算是落了地。 陈毅元帅用他的实际行动，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他对家人的“不近人情”，恰恰是对党和人民最大的“深情”。 他不仅对岳父如此，对自己的亲生子女要求更严。孩子们上学，从不许坐他的专车，刮风下雨都得自己骑自行车。妹妹想上大学，请他这个市长哥哥写个条子，他硬是不同意，说：“有本事自己考，考不上就回四川去！” 这种严格，就是最好的爱护。它让家人明白，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生活。这种家风，也成了陈家最宝贵的财富。 说到底，一个领导干部的形象，不只体现在会议室的报告里，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里，体现在他如何对待权力、如何对待亲情。 陈毅“赶走”岳父的故事，就像一盏长明灯，穿越了7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警示和教育着今天的我们：权力越大，责任越重，人情越浓，原则越要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