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与胡适的关系随时代变迁和两人思想转变呈现出不同阶段的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与时俱进。 早期，1910 - 1920年代这十年：惺惺相惜。 这一时期，毛主席将胡适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导师和老师、挚友，对其思想和学术极为推崇。1936年，毛主席对斯诺回忆时提到“胡适和陈独秀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他积极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而胡适也高度赞赏毛主席发表在《湘江评论》上的《民众的大联合》，称其“眼光远大，议论痛快”，还在《每周评论》撰文推荐。毛主席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校名便是由胡适拟定；毛主席发动“倒张”运动时，胡适给予了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 中期（毛主席转向马克思主义后 - 新中国成立前）：立场分歧，甚至分道扬镳。 随着毛主席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与坚持改良主义的胡适在政治立场和道路选择上出现严重分歧。1945年，胡适发电报劝毛主席“放弃武力”，毛主席托傅斯年转达问候并试图争取合作，但遭到胡适拒绝。1949年，毛主席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将胡适定性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控制的极少数知识分子”，批判其“民主个人主义”立场。在1950年代思想改造运动中，胡适被批为“资产阶级唯心论代表”，甚至进入战犯名单。 后期（1950年代后）：批判与肯定并存。 尽管政治批判激烈，但毛主席始终肯定胡适的历史贡献。1957年宴请知识分子时，他明确表示“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有功劳，不能一笔抹杀”，并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延续这一观点，还预言“21世纪替他恢复名誉”。此外，毛主席多次称赞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有开创之功”，认可其考据方法。即便在批判高潮，毛主席私下也表示“批判归批判，功劳要承认”。他还曾在1947年设想北平解放后“让胡适当图书馆馆长”，1950年代托人邀胡适回国，体现出对其学术地位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