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乃至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人、日本人深度参与的诸多核心产业，像汽车、芯片这

几十年来，乃至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人、日本人深度参与的诸多核心产业，像汽车、芯片这类看家买卖，正逐渐被我们掌握主动。然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国内，却不得不面对各种经济困境。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增长乏力，经济仿佛徘徊在通缩的边缘。这就出现了一个极为矛盾的现象：宏观层面与产业层面为何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落差？经济学界有人将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概括为“翟东升之问”。在不再参与相关会议辩论的情况下，我对这个问题有着自己的思考。 究竟是什么卡住了我们宏观经济的脖子？我认为主要有两点。其一，是1992年之后那一轮改革中出台的两项重要举措。当时，分税制改革十分必要，它将财权主要收归中央，而花钱的责任则更多地压到了地方。如此一来，中央财政颇为健康，可越往基层，地方政府就越捉襟见肘。地方没钱，但花钱的责任却一大堆。 其二，是央行禁止购买国债这一规定。这源于九十年代修改的人民银行法，该法律明确规定人民银行不能购买本国国债，却可以继续购买他国国债，比如美国国债。人民银行旗下的外管局就去购买美国国债，而不允许购买中国国债。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人民币的主权货币税收益给了谁？并没有给中央政府，进而也无法通过中央政府有效转移支付给人民，地方政府更是得不到。实际上，这背后是一种交易，美国帮助我们实现工业化、购买我们的商品，我们则帮美国度过财务难关。但如今，美国打压我们的华为、芯片产业，我们自然也要在相应层面做出回应。 接下来，有两个关键看点。第一，是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的再分配。中央应当承担更多花钱的责任，例如全国居民的福利支出，理应由中央政府负责。毕竟，政府的融资成本只有2%点多，中央政府完全可以以2%的利息向世界融资，而且一定要以人民币融资，前提就是坚持人民币本位，绝不能用美元或欧元来定价，因为货币印钞权掌握在它们手里，我们不能再被牵着鼻子走。第二，是央行相关政策的改革，即央行能否购买国债。一旦这个限制被突破，很多人会担心引发通胀。但我们要看到，中国如今拥有全世界最大、竞争力最强的工业产业链，而且技术进步还在不断提升商品质量、压低价格，这种情况下，又何必过度担忧通胀呢？在操作国债时，只要紧盯通胀指标，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一旦通胀起来就控制节奏、踩刹车，这其中很讲究经验。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两个方面何时取得突破，这将决定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在这个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谁能顺应改革趋势，谁就能在未来的经济浪潮中绽放光彩。（根据翟东升教授演讲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