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侯波调离中南海，临走前毛主席红了眼睛：人都是有感情的 “1961年春末，北京丰泽园门口——’侯波同志，调令下来啦，你得有个思想准备。’李银桥低声提醒。”短短一句，把她从暗房的药水味里拽回现实。十二年，日历翻完整整一打，她没料到告别来得这样急促。桌上那台已经被擦得发亮的蔡司相机哐啷一声，被她握紧又放下，心里酸得像暴晒的胶片。 镜头回溯到二十年前。那个时候，她还叫阎千金，十四岁，背着行囊走进延安。改名侯波，只为不牵连家人；换了姓名，却没换热血。延河边，纤细的身影端着老掉牙的海鸥相机，在窑洞外专拍战士笑脸。她常说：“底片不怕贵，笑容最值钱。”口音里还带着山西味儿。
徐肖冰的出现，有点像光打在显影液里。老徐一个眼神：“这姑娘适合跟相机谈恋爱。”两人走到一起，不靠花前月下，靠冲洗间里呛人的定影粉味。日本投降之后，夫妇俩被派去接收“满映”，再到长春、北平，脚步没停，胶卷没断。 真正的机遇来自香山那次会见苏联代表团。她忙到汗湿军装，依旧不松手的快门声引来了毛主席的注意。“想合影？”主席笑着问。她点头如捣蒜。主席转身招呼：“女同志站中间，男同志靠边。”咔嚓一声，这张合影后来成了很多人办公桌上的小摆件。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风大，她半蹲在角落，只有十二张底片；风吹得镜头发抖，她把气儿憋住。第一张《开国大典》快门按下，她暗自嘀咕：成了！那副照片今天看曝光并不完美，可当年新华社选片时，编辑一眼挑中，“这张带劲，洗两百版！”侯波知道，真正打动人的，是那股子滚烫劲儿。 自1952年起，主席南下北上视察频繁。火车、汽艇、棉田、钢厂，她随行四百多次。器材简陋，条件刻薄，她偏偏能抢到角度。有时只剩半米空隙，她就把自己塞进去；人们只看见镜头，不见她那条被人群挤得发青的胳膊。 当然也有尴尬。河南棉区丰收，她贪心想爬到棉花堆拍俯视图，不料一脚踏空，整个人栽进柔软的棉花里，只露两只靴子。主席笑：“小侯，棉花可不是脚手架。”现场一阵哄笑，她涨红的脸比棉桃还红。
侯波观察主席的情绪像医生把脉。若前夜没睡好，第二天她绝不举机。可人有失手。某日她想拍一张主席读书照，先从李银桥口中探知“主席今日心情不错”。谁知刚到门口便听到斥责声：“有下一次就别进来！”她一个激灵，转身欲退，却被主席发现，“怎么碰上拍照的都胆小？”她只能硬着头皮进去，僵硬地按下快门，洗出来倒也平静，旁人却看不出她背后那身冷汗。 转眼来到1961年这封调令。她心里明白，领导层换血、干部轮岗乃常态，可真到了离别，还是像失焦——一时找不到对准点。递上辞行报告，主席放下手中的文件：“你在我这儿十二年，没有功也有苦。到群众中走走，视野更开阔。”说话间，他揉了揉眼角，声音微哑，“人都是有感情的嘛。”
侯波红着眼，竟一句话都说不全。毛主席顺势把话题岔开：“山西夏县最近粮食怎么样？下去以后少说多做，别让人知道你拍过多少照片。”她用力点头，生怕泪水再涌出来。临别，主席拍拍她的肩：“有空写信。”简短叮嘱，比任何嘉奖都重。 调离后的生活没想象中轻松。她被分到中条山，住在破旧小院，任务是跟工人同吃同住。挑水、打炭、送急诊，全来。她被电焊弧光刺得睁不开眼，房东大嫂塞给她一点草药，说：“侯师傅，你去躺会儿。”那股子群众情谊，比暗房红灯还暖。 1962年冬，她患病卧床。一天黄昏，李银桥冒雪推门进来，递上主席亲笔抄写的《清平乐·六盘山》。简短八句，字迹却格外迟缓。李银桥压低嗓音：“主席惦记你，让你好好养病。”侯波眼眶发烫，反复摩挲那张宣纸，“我不在身边，还要他老人家操心。”李银桥摆手：“这就是主席。”
病愈后，她更拼。相机随身，拍农忙、拍婚礼、拍夜校，甚至拍了一组“煤油灯下的读书班”，洗好寄往新华社，没署名，只写“山区一摄影者”。稿件被采用，她笑，“光和影属于老百姓。” 时间像冲洗槽的清水，不停换新。2003年，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邀请这对耄耋夫妇。侯波走上舞台，1000多名摄影师起立鼓掌。那一刻，她脑海里闪过丰泽园那盏暗黄灯光——主席说“有空写信”的场景依旧清晰。
如果去她家做客，会发现客厅最显眼的是那张三人合影。相纸微微泛黄，画面里她站在正中，笑得有些腼腆。有人问：“这张为什么放这么大？”她答得干脆：“因为那天，我学会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镜头前没有性别高低，只有责任轻重。” 如今许多博物馆陈列着《开国大典》的放大版，游客往往只盯着舞台中央的领袖，而圈内人会找作者署名。小字写着：侯波。那几个字像底片角落的记号，不张扬，却难以抹去。她用一生证明，相机能记录时代，也能见证情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