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名叫刘铁骑，是大贪官刘青山的儿子，父亲在1952年被枪毙的时候，刘铁骑才6岁，底下还有两个弟弟刘铁甲和刘铁兵，造此变故后，刘铁骑变得非常懂事，年纪小小的她就开始帮妈妈干家务，主动照顾两个弟弟。 聊刘铁骑，绕不开他爸刘青山。这人复杂得很。你要说他是坏人吧，他15岁就入党，闹革命，那真是提着脑袋干过来的。抗日战争那会儿，日伪悬赏1500块大洋要他的人头，他眼睛都没眨一下。组织抗日小分队、搞镇反运动，在冀中那片地界上，刘青山绝对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可以说，新中国的江山，有他的一份功劳。 可就是这么一个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革命功臣，进了城，当了官，面对灯红酒绿、金钱权力，他没扛住。从天津地委书记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位子越坐越高，心气也越来越飘。 他到底贪了多少？按当时的币值算，总数高达171.6亿多元。他克扣治理河道的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倒卖国家木材和钢材……老百姓的活命钱，国家的建设款，都成了他满足私欲的资本。生活上更是奢靡到没边，吃个饺子都嫌韭菜烧心，非得让厨子把韭菜包进去，煮熟了再抽出来，只留个味儿。 事情捅出来后，中央震动。有人念及他过去的功劳，想求个情。但主席的态度很坚决，他问了这么一句话：“是要他？还是要中国？” 这句话，一锤定音。为了警示后面千千万万的干部，为了刚成立的人民政权不变色，这只“鸡”必须杀给“猴”看。 1952年2月10日，刘青山和他的搭档张子善，在保定被执行枪决。一颗子弹，了却罪恶，但留下的那道阴影，却结结实实地笼罩在了他三个儿子身上，一罩就是一辈子。 父亲被枪毙时，刘铁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家里人只跟他说，爸爸出差了。直到有一天，他在学校里被同学指着鼻子说：“你爸是贪污犯，被枪毙了！” 他哭着跑回家问妈妈，看着妈妈含泪点头，他的世界，在那一刻，塌了。 从此，“刘青山的儿子”这个身份，就像一个无形的枷锁，牢牢地套在了他们兄弟仨的脖子上。周围人的眼神变了，以前的和蔼可亲，变成了躲闪、鄙夷和窃窃私语。这对一个几岁的孩子来说，是多残忍的一件事。 两年后，母亲范勇改嫁，这个本就破碎的家彻底散了。三兄弟被叔叔刘恒山带回了河北安国老家。寄人篱下的日子不好过，吃不饱穿不暖是常事，但比这更难熬的，是心里的苦。那种被整个世界抛弃的感觉，恐怕只有他们自己能体会。 刘铁骑是个要强的孩子，他把所有的委屈和痛苦，都化作了学习的动力。他知道，这是他唯一的出路。1965年，他考出了可以上清华的分数。所有人都觉得他会去北京，可他偏偏填了北京石油学院。为啥？他怕。他怕回到那个让他父亲身败名裂的城市，怕再被人指指点点。 即便如此，麻烦还是找上了门。招生办的老师看到他的档案，尤其是“父亲”那一栏里“刘青山”三个字，惊得连夜向校领导汇报。在那个特别讲究成分的年代，录取一个大贪官的儿子，是需要巨大勇气的。好在，学校最终顶住了压力，录取了他。 可大学生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刘青山儿子”的身份，像个幽灵一样跟着他。在食堂、在图书馆，总有人在背后低声议论。他能做的，只有埋头苦读，用沉默和成绩来对抗这一切。 1970年大学毕业，刘铁骑被分配到辽宁抚顺石油一厂，成了一名普通工人。因为他的特殊身份，车间里最脏最累的活儿，理所当然地都推给了他。别人不愿干的，他干；别人嫌麻烦的，他上。他没有任何怨言，只是默默地干活，比所有人都努力。 工作上的不顺还能忍，感情上的挫折更磨人。他和邻居家的姑娘刘继先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可女方父母死活不同意，理由很现实：谁愿意把女儿嫁给一个大贪官的儿子，自找麻烦呢？ 关键时刻，是刘继先的坚持，她说出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不相信血统论能统治人们一辈子！” 这句话，给了刘铁骑莫大的安慰和力量。最终，他们冲破阻力走到了一起，婚后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很幸福。 后来，刘铁骑调到了廊坊的石油管道局，凭借自己的技术和勤恳，一步步从一个普通工人，干到了科级干部。他一生清廉，两袖清风，从未利用职权为自己和家人谋取过任何私利。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洗刷着父亲留在家族名声上的污点。 他的两个弟弟，同样走过了坎坷的人生路。老二刘铁甲，回乡务农，后来在哥哥的帮助下也成了石油工人，靠着吃苦耐劳，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老三刘铁兵，最大的梦想是当兵，但因为政审没通过，这个梦想永远地破灭了。后来他去煤矿下过井，做过临时工，吃尽了苦头，最终也算有了一份安稳的工作。 三兄弟，一辈子都活得小心翼翼，低调谨慎。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证明了自己和父亲是不同的人。他们没有继承父亲的权力和地位，却被迫承担了他罪行带来的所有后果。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不公。但他们没有抱怨，而是选择用一生的辛劳和正直，来完成一场宿命般的“救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