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1926年的李中秋，是红军长征中年龄最小的参与者之一，出生于四川达县一个满门革命的红色家庭，她是开国少将李中权的妹妹，全家九口（父母及七兄妹）于1933年集体参加红军，共同踏上长征之路。 在四川大巴山深处的达县，以前有个叫李惠荣的庄稼人，一辈子靠种地过日子，可1932年底，徐向前带着红四方面军进了川，在当地建起了川陕苏区。 听说红军是为穷人打仗的，李惠荣直接拍板：咱全家都跟着红军干！ 那时候他家一共九口人，除了老两口，还有七个孩子，大儿子李中权早就受了张爱萍的影响，一听爹这话，立马就去参加了红军。 二儿子李中池拉起一支赤卫队，跟着红军打游击、护粮仓。 五女儿李中珍领着村里的妇女组了个妇女队，白天给红军缝衣服、做布鞋，晚上就跟着抬伤员、送药品。 可好日子没过上多久，1933年，李惠荣为了救一名红军通信员，他引着敌人往反方向跑，最后就这么牺牲了。 到了1934年，红军要开始长征了，当时王理诗已经53岁，小脚裹了几十年，平时走个田埂都费劲。 可她却一手拽着李中秋，一手拉着李中柏，让李中衡紧紧跟在身后，混在红军家属和根据地群众的队伍里，从川东往川西走。 没过多久，她的两条腿肿得跟紫萝卜似的，左小腹还长了个毒疮，一走路就疼，可她从来没说过“不走了”。 李中权那时候已经是红军的师政委了，行军路上三次碰到母亲，第一次是1934年4月，俩人见面的时候，都知道父亲牺牲了，可谁都没提——李中权怕母亲伤心，母亲怕儿子分心。 第二次是1936年2月，李中权正准备带着队伍二过草地，突然看见母亲领着三个孩子在路边歇脚，孩子们脸冻得通红，母亲的毒疮好像更严重了。 他心里疼得慌，可那时候部队马上要出发，他只能蹲下来摸了摸李中秋的头，压根没敢提二哥李中池、五妹李中珍已经牺牲的事，他怕母亲撑不住。 最后一次是1936年3月，在丹巴县东边耳，他看见母亲拄着根树枝，领着孩子慢慢走，赶紧把自己的战马牵过去，又掏出身上仅有的一块大洋、一口袋干粮塞给母亲，转身就走了。 他不敢回头，怕一回头就忍不住想把他们带走，可部队有部队的任务，他只能硬着心肠往前走。 1936年7月7日，队伍走到四川炉霍县冬古喇嘛寺附近，王理诗终于走不动了。 她靠在一棵大树上，拉着三个孩子的手，气息特别弱：“娘不行了……你们记住，不管多难，都要跟红军走，跟党走……”说完就闭上了眼睛。 李中秋和两个哥哥哭着找了些石头，把母亲埋在树下，然后扶着母亲留下的那根树枝，接着往前走。 同年9月，李中权在甘南行军的时候，突然看见四弟李中柏，李中柏一看见他就哭了，说“娘没了”，李中权当时脑子“嗡”的一下，半天没缓过来。 没过多久，李中权就看见李中秋和李中衡跟在队伍后面，俩孩子脸又瘦又黑，衣服破得露着胳膊，他走过去把俩孩子搂在怀里，说“哥对不住你们”。 好不容易到了陕北，李中权去了抗大高科班学习，李中秋、李中柏、李中衡也终于有了个安稳地方。 后来兄妹几个又分开了：李中权留在抗大工作，接着为革命出力；李中柏去了甘肃庆阳步兵学校，学打仗、学管理。 李中衡去了三五九旅，跟着王震做译电员，可惜后来在陕北病逝了；李中秋先是在延安文工团唱歌、演话剧，后来去了红军家属学校学文化。 1939年初，她被调到总参通信学校学通讯，1940年，她去了军委总部做通信工作。 1949年3月，党中央和军委总部进了北平，李中权、李中柏、李中秋兄妹仨又见面了。 兄妹仨站在北平的街上，看着到处都是欢庆解放的老百姓，都特别激动——他们知道，母亲和其他亲人的牺牲，终于换来了今天的好日子。 李中权参加了抗日、解放、抗美援朝战争，后来成了开国少将，还当过北京军区政委、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83年才离休； 李中柏在部队里从班长做到仓库政委，后来成了沈阳军区后勤部工厂局顾问，离休后享受正师职待遇，2002年在沈阳去世，活了85岁； 李中秋1950年跟着丈夫去了沈阳工作，1960年调到沈阳军区，被授予上校军衔，可惜1965年就去世了，年仅40岁。 这个家庭，真的让人心里又敬又疼，一家九口参加革命，最后只剩下四个兄妹，其他五个人都把命丢在了革命路上。 可就算牺牲这么大，他们从来没后悔过。 他们用自己的一辈子证明了：真正的革命，从来不是一个人的英雄主义，是一家人、一群人，用生命接力往前走。 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故事，不管过多少年，都该被记住，都该被讲给更多人听，因为他们走过的路，就是咱们今天幸福生活的来路。 【评论区聊聊】你有什么想对这样的革命家庭说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