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孔祥熙23岁的长子孔令侃，在去美国的途中，竟偷偷和母亲宋蔼龄的“牌友”“白兰花”结婚，这让孔祥熙气得大骂：“孽种，孽种！” 1939年，香港码头，天气潮得像浸泡过的棉布。孔令侃站在甲板上，身后是起雾的海面，身前是一张笑着流泪的脸。他拿出一束早就捏皱了的花，从口袋里摸出一枚戒指。也不说话，就跪了下去。白兰花看着他，眼里全是疲惫后的温柔。 这对在别人眼里怎么看都不般配的男女，在马尼拉这港口边结了婚。没仪式，也没证婚人，风吹着船舷嘎吱作响，他们像是在逃离什么，又像是在挑战什么。 没人知道，那封报喜电报刚发出去，上海那头的宋霭龄瘫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回神。这个从小就敢用英文怼美国议员的女人，第一次被自己的儿子气到快要昏过去。 她口中的“白兰花”，是她的牌搭子，牌桌上的话说得甜，衣服穿得体面，笑起来像只训练有素的猫。但她知道，这女人不是干净人。那张脸背后，是盛家倒台前最后的一点排场，也是旧上海残留的香粉味。 她怎么都想不到，自己引进门的牌友，会被儿子带出门成了媳妇。 可如果时钟往前拨二十年，这一切也未必真是个笑话。 1916年，孔令侃出生，前脚刚落地，后脚就有一堆民国大员排着队送银锁、贺礼。母亲是宋家大姐，父亲是孔家后人，国民政府的财政首脑。这孩子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不是比喻，是实情。 小时候家里请的是英语家庭教师，长大了进了圣约翰大学，全英文授课。他英文好得像母语，说起话来跟教堂里的牧师一样正经。可惜他没走信仰那条路，走的是花天酒地。 他讨厌所有给他安排好的人生路径。穿西装太整齐不行，女朋友太温顺也不行。他换女友的速度比他换雪茄的还快，每次还都挑那种“你爸妈看见会晕过去”的类型。 有一次，他居然追起了舅舅宋子文的老婆的妹妹。明明知道家里早就跟宋子文闹得火药味十足，他还非得去撩。理由也不复杂，“我娶了他的亲戚，他还能看不起我？” 有时候你真不能说他蠢，他清楚得很。他就是想逆着走，他就是想让家里烦，让他们知道他不是任人摆布的风筝。 但你说他全没心，也不至于。他不是那种冷冰冰的叛逆，他只是太早就厌倦了做别人期待的儿子。 直到白兰花出现。 那时的白兰花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站在旗袍店门口擦粉的姑娘了。她嫁给盛家七少爷，吃过山珍海味，也看过家道中落的那一夜。后来跟着盛升颐上门送礼，结识了宋霭龄，一来二去，打起了牌，搭起了话。 孔令侃第一次见她，是在客厅外的走廊。灯光打在她身上，她头发盘得高高的，眼睛在笑，但嘴角没动。那一眼像钩子，把他往下拽。他一向不怕跳坑，尤其是这种“最好别碰”的坑。 他开始故意晚归，在白兰花来打牌时坐在隔壁屋子磨咖啡豆。后来干脆走进去端茶倒水，笑得比谁都乖。白兰花知道他的背景，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只说了句：“大少爷别玩火。”但她自己声音发抖。 接下来的事很快。他们约会，传绯闻，出入夜场。盛升颐看在眼里，也知道这回自己是挡不住了。几番斟酌之后，他自己提了离婚，还送上几句“成人之美”的话，换来的是一张中央信托局的顾问合同。 孔令侃什么都明白，但一句话都没说。他眼里只有白兰花。 1939年，电台事件暴露后，他被迫离开香港。母亲一边托人打点，一边准备让他在美国“冷静几年”。临走前，他扭头就给白兰花发了电报：“跟我走。” 船到马尼拉，他们结婚。那封电报飞回上海，宋霭龄气得一晚上没合眼。她觉得这一切是羞辱。孔家怎么能娶一个风尘出身、做过妾，还跟自己打过牌的女人？这不是打脸，是剜心。 可她没想到，这场婚姻救了她的儿子。 从那以后，孔令侃变了。他不再夜夜笙歌，开始正经做事。他回国创办扬子公司，做实业，涉金融。短短几年，声势压过半个上海滩。他不再追求新鲜感，把白兰花当太太看，走哪带哪，饭桌上夹菜，开会时报备行程。 到了1948年，“扬子公司案”爆发，蒋经国查特权经济，打老虎打到他头上。风波一来，上海的报纸都在写孔家。有人说他垮了，有人说活该。可他撑住了，钱没少，人也没垮。 这一年，白兰花没走。外面风雨飘摇，她安安静静守着他。曾经被看不起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依靠。 多年后，两人移居美国，淡出风头浪尖。他们没有孩子，白兰花年纪本就比他大，早已无孕可能。别人暗地里议论，他没回应过一句。他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了她，连她爱听的旧戏曲也学着唱。 1992年，白兰花病重，没能撑过去。孔令侃守在床边，什么话都没说。她走那天，他没哭，只是坐了一晚上。 几个月后，他也走了。临终前，他握着她的照片，手指僵硬，谁都掰不开。 旧日的上海早被拆成了灰。孔府的牌桌也不复存在。 但你要是问起那一代人，他们还记得马尼拉的港风，记得那个在众人耻笑中跪下求婚的大少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