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1岁戴笠借口加班，把秘书余淑衡，带到了卧房。戴笠递给她一杯咖啡：“提提神！” 1938年的夏天，南京已经不是首都了，街边的招牌还挂着旧日中央政府的字样，可人心已经散了。战事逼近，长江潮涨得慢，谣言却传得快。戴笠坐在重庆戴公馆的小书房里，身边电报嘀嘀作响，一封刚译完的密件被他顺手扔在地上。他看也不看，眼睛只盯着桌对面那个拿毛笔改着翻译稿的女人——余叔恒。 那个时候，她还不叫“淑衡”，也没人说她是戴笠的“地下夫人”，她就是“余秘书”。别人眼里冷静、有学问，戴笠眼里，大概多了别的意思。 她是唐明生的表妹，刚从中央大学外语系毕业，满脸的书卷气。进军统之前，她一直借住在唐家。唐明生是戴笠的旧识，两人一壶茶能聊整晚，偶尔戴笠会把烟头按在茶几边，低声抱怨一句，“真难找，外语好又肯干的，眼下一个都挑不出来。”唐明生笑着拍了拍手：“我这就让人出来，你看看。” 那天她穿了件月白色的旗袍，领口别着个小小的银别针，一出来，屋里顿时静了一下。戴笠一向沉得住气，这次也没能绷太久。他盯着她，连名字都没记清，就说了一句：“你，翻得懂德文电码？” 她轻轻点了下头，说：“能试试。” 试就试吧。她留了下来。起初不过是打打文书、翻译几封信。戴笠一向惜才，也舍得花钱，一段时间后，她的办公桌被搬进了他隔壁房间，两道门，四扇窗，隔着的东西就越来越不明白了。 传说总是从“那一夜”开始。雷下得很响，雨像盆泼的一样往屋檐砸。他说加班，她信了，跟着他去了临时指挥所。灯光昏黄，电扇嗡嗡响。戴笠递了杯咖啡过去：“提提神。”她接过，喝了一口，眉头皱了一下。那一口咖啡里是什么？没人知道。她后来没再说过，他更是讳莫如深。 有人说她晕过去了，有人说她只是假装。反正第二天早上，她出现在办公桌前，神情没变，只是少了笑。那之后，外人都知道——余秘书，不只是秘书了。 她没吵，也没闹。她比谁都清楚，在那栋楼里叫嚷，是最危险的事。她做了什么？她什么都没做。只是沉默地熬着，把目光从戴笠身上收回来，转向窗外。 其实她一直不甘心。她是读过书的，读得还不错，外语拿手，写作清晰，原本指望靠真本事吃饭。可现在，她被迫做了一个不属于她的位置，像套进一张别人织的网。戴笠呢，他像一个沉迷幻象的猎人，把她的沉默当作顺从，把她的服帖当成深情。 他开始对她好得出奇。送她首饰，给她配专车，连她的父母都被接到重庆，说是“照顾老人”。实则是圈养。房子安排在戴公馆后街的弄堂里，警卫二十四小时轮班。他还特意嘱咐人：“有事先通知我。”老人们住得安心，余叔恒却睡得越来越不踏实。 她知道戴笠有多可怕。军统的规矩，没有柔软可讲。一个人消失，可以是“调令”，也可以是“殉职”。她当然不想做个“失踪的人”。 她慢慢地，不露痕迹地，把自己的未来往外推。她开始在戴笠面前提留学的事，说想去美国深造，说回来能更好帮他处理外电事务。说得自然，说得柔顺。戴笠开始不同意，怕她走了就再不回来。但她有的是耐心，一次不行，就再撒一次娇；再不行，就找萧勃，从旁劝说。她看人看得很准，谁软、谁硬、谁能通融，一目了然。 终于，戴笠松了口。他给她办了手续，托人安排学籍，还亲自给驻美站发电，让他们“亲自照看”，“电报加密”，“不得外传”。他的防备，不是对外人，是对时间。他以为自己能拽住她。 1941年，她上了飞机。那年她24岁，戴笠45。飞机起飞那天，他站在机场的车里没下车，只吩咐司机关窗。他不想看她走的背影，那背影瘦、笔直，不带一丝留恋。 她到了美国，进了卫斯理学院。那是一所女子学院，绿树环绕，讲课用英音，不讲家国大义，只谈莎士比亚和海明威。她像换了个人。头发剪短了，穿起西式套装，在图书馆里埋头写作。有时候信里会提起“重庆很热吧，我这边刚下了雪。”语气平静，像是在说另一个世界。 几年后，她遇到了陈鹤梅，一个从军队退役的留学生，性子和气，待她诚恳。他没有戴笠的强势，也不懂军统那套。他们慢慢地相识、相知、相守。她没有告诉他太多过去，也没必要。 婚讯传回重庆的时候，戴笠勃然大怒。有人劝他放下，他不肯。还差点派人去美国“接人回来”，后来被蒋介石按住：“你不要把私事闹成国际问题。”他才收手。 但每月的生活费，他还是照付。一分不少，像是自我安慰，又像是还债。他没有再提她的名字，只在某次酒后对手下人说了一句：“这世上，最难防的是人心。” 余叔恒再也没回重庆。她在美国拿到了学位，成了教授，讲文学，也讲语言。有时走在校园里，偶尔听见有人喊她“Miss Yu”，她会回头，眼里没有余光。 1946年，戴笠死在山里。飞机撞进山坡的那一瞬，什么都没留下。他的皮箱里据说有一封写了一半的信，没人知道那是不是写给她的。也许是，也许不是。 多年之后，她老了，住在波士顿郊外的小屋里。屋前种了几株紫藤，一到春天就开得疯。她会坐在藤下，晒太阳，手里拿一本老旧的德语词典，眼睛却盯着远方，一动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