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李鸿章的孙子李子嘉，身着破烂衣服，踉跄着走到一个湖边，纵身一跃跳了进去。要知道，他手里可是有4000万两白银，13000亩良田，一座山，上海一座3层楼，然而，43岁的他却活不下去了。 湖水漫过胸口时，李子嘉恍惚看见二十年前的自己。那时他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穿着定制的西装，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身后跟着三个听差，在上海的十里洋场横冲直撞。赌场里的荷官见了他，老远就点头哈腰，喊他“李公子”；舞厅里的交际花，眼神黏在他身上就挪不开。他那时总爱说，我爷爷是李鸿章，家里的银子够我败三辈子。 这话倒没说错。李鸿章留给子孙的家业，堆起来能比黄浦江的外滩还高。光是安徽老家那座山，漫山遍野都是茶树和竹林，每年的进项够寻常人家活十辈子。上海的三层洋楼更不必说，地段在法租界中心，楼下就是咖啡馆和百货公司，站在露台上能看见跑马厅的热闹。可这些，在李子嘉眼里，不过是些寻常物件。 他第一次进赌场，是被一个留洋时的同学拉去的。那人说，真正的上流社会，都玩这个。李子嘉觉得新鲜，坐下来一晚上就输了五万大洋。旁边的人都替他捏把汗，他却笑着掏出支票本，大笔一挥签了名字，说“这点钱，还不够我家茶园采一季茶的”。后来他才知道，那同学早就被赌场收买了，专挑他这样的富家子弟下手。 可他不在乎。家里的账房先生每月来报一次账，他从来不听，只不耐烦地摆摆手，让把银子直接送到上海的住处。他迷上了赛马，花大价钱从英国买回纯种马，雇了三个马夫伺候，结果第一次比赛就摔断了腿。躺在医院里，他还让听差去买最时兴的留声机，说“躺着也要听歌剧”。 身边的人劝过他。老管家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说：“公子，老大人留下的家业，要省着点花啊。”他把眼一瞪：“我花我家的钱，关你什么事？”后来管家去世，再也没人敢说这话。他的妻子，那个出身书香门第的女子，哭着劝他别再去赌场，他却嫌她烦，一纸休书把人打发回了娘家。 钱像流水一样往外淌。先是上海的洋楼被他抵押给了银行，接着是安徽的良田，被他卖给了当地的地主。那座山，他倒是舍不得卖，说那是爷爷留下的念想，可最后还是被他抵给了一个药材商，只为了凑钱去澳门赌一把。他总觉得，下一把就能赢回来，赢回所有失去的东西。 四十岁那年，李子嘉彻底成了穷光蛋。身上的西装早就当了，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褂子，在上海的弄堂里租了间亭子间。冬天没有炭火，冻得他直哆嗦；夏天蚊子多，整夜睡不着觉。有一次在街上遇见以前的一个跟班，那人开着小汽车，见了他就像没看见一样，扬长而去。他想上前打招呼，却被汽车扬起的尘土呛得直咳嗽。 他去投奔过亲戚，可那些人见他落了魄，躲都来不及。有个远房表哥，以前总巴结他，现在见了他，只塞给他两个馒头，就把门关上了。他拿着馒头，蹲在墙角啃，眼泪混着馒头渣往下掉。他这才明白，以前那些围着他转的人，不是敬他，是敬他口袋里的银子。 最后那几年，他靠在码头扛活糊口。扛着几百斤重的货物，走在摇晃的跳板上，他常常想起小时候，家里的佣人端着燕窝粥，小心翼翼地喂他吃。那时他总嫌燕窝太甜，现在却觉得，能有个窝窝头吃，就是天大的福气。 跳湖前那天，他去了趟以前常去的咖啡馆。隔着玻璃，看见里面的人穿着光鲜，喝着咖啡，笑着聊天。他摸了摸口袋，里面只有几个铜板，连一杯最便宜的红茶都买不起。服务员看见他，皱着眉头赶他走，说“别影响我们做生意”。 湖水越来越冷，刺骨的寒意钻进骨头缝里。李子嘉闭上眼，想起爷爷李鸿章的画像，挂在老家的祠堂里，眼神威严。他好像听见爷爷在骂他，骂他没出息，把家业败光了。他想辩解，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岸边的芦苇被风吹得沙沙响，像在替他叹息。这个曾经富可敌国的公子哥，最终还是被自己亲手葬送了。 参考书籍：《李鸿章家族》、《上海旧闻》、《晚清以来的家族兴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