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耿飚意外发现中国援阿尔巴尼亚的大量化肥被随意堆放在田间地头，任凭日晒雨淋失效；明明没有棉花却要求中国援建纺织厂，从中国进口棉花加工成布匹再返销中国牟利；并且阿方提出的军事项目数量远超其国防需求。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09年夏天，耿飚出生在湖南醴陵的一个贫苦农家，家境清寒，七岁那年，父母带着他逃到湘南常宁水口山，那是一个矿井密布的地方，十三岁起，他钻进漆黑的矿洞推矿车，双手磨满老茧，背上永远是湿漉漉的汗水和矿渣，矿老板凶狠，工人倒下也得继续干活，这段童工岁月让他过早领教了底层的辛酸，也让他心里埋下了反抗的火种，后来他常说，正是那段日子让他懂得，只有翻身才有活路。 1925年，年仅十六岁的耿飚参与了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他分发传单、组织队伍，躲避巡逻的士兵，五年后，他带着七个人的小队伍投奔红军，装备简陋，但他们满腔热血，刚入伍没多久，就赶上国民党大规模“围剿”，耿飚在战斗中冲锋在前，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很快升任参谋长，1933年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他带兵坚守阵地时中弹，子弹穿透膝盖，鲜血染红衣裤，他却被人背到安全地带后才发现受伤，伤口还没完全愈合，他就拄着拐杖重返前线，正是这种不要命的劲头，让人给他起了个外号——“耿猛子”。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将领脱下戎装，投身建设，耿飚也被调往外交岗位，成为首批“将军大使”之一，1950年，他出任驻瑞典大使，之后又兼任丹麦、芬兰公使，对于一个习惯了战场冲杀的人来说，外交的场合完全陌生，起初，他甚至要躲在屏风后偷偷学习周恩来接待外宾的姿态和语气，渐渐地，他摸索出自己的方式，既保留军人的爽直，又学会了外交的分寸。 真正让耿飚名声大噪的，是在阿尔巴尼亚的经历，阿尔巴尼亚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欧洲国家，在中苏分裂的年代，两国关系显得格外紧密，中国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向这个只有两百万人口的国家提供了大规模援助，金额累计超过百亿，这么庞大的投入，几乎相当于中国自己勒紧裤腰带把口粮分出去，然而，当耿飚抵达阿尔巴尼亚后，他看到的景象让他心里沉甸甸的：路边的电线杆是中国提供的优质钢管，农田边却堆满了暴晒雨淋的化肥，已经结块报废，更荒唐的是，当地没有棉花，却硬要中国建纺织厂，再进口棉花加工，然后把布匹卖回中国，这种“倒手生意”让耿飚看得直摇头，军事援助同样离谱，阿方的清单远远超出国防所需，甚至还夹带一些生活奢侈品。 耿飚清楚，这些援助背后是中国农民的血汗，国内刚刚走过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饱饭，而援助却被浪费在异国他乡，他意识到，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不仅会拖垮中国的经济，还会让对方形成依赖，养成伸手要东西的习惯，外交不能只看政治姿态，还要考虑可持续性，他决定把看到的一切如实报告给中央。 当时国内正处于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谁要是说援助有问题，很可能被扣上“不支持国际主义”的帽子，耿飚明知风险，却依然写下长达十九页的报告，他在信中罗列了大量数据和案例：从港口生锈的钢材，到仓库里闲置的零件，再到田间化肥的损耗，他不仅指出问题，还提出建议：援助必须量力而行，应该根据对方真正需要来安排，而不是一味满足对方的要求，报告送到外交部，又转到中央，最后摆在毛泽东案头，毛看后批示：“耿飚敢讲真话，是个好大使，”这句评价为他正名，也推动了对阿政策的转向。 这件事不仅仅是一次援助纠偏，更重要的是，它为中国外交理念敲响了警钟，过去那种“立场优先”的做法，在现实中暴露出巨大缺陷，耿飚的报告让中央高层认识到，援助不是“越多越好”，外交也不能只靠口号，此后，中国逐渐调整对欧洲的策略，从单一依赖阿尔巴尼亚，转向与更多国家建立正常关系，1970年代初，意大利、德国、英国等相继与中国建交，这些突破与耿飚当年的直言不讳不无关系。 耿飚的“敢讲真话”并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新中国早期外交官群体的一个鲜明特点，陈毅在记者会上说出“要打多久就打多久”的硬话，章汉夫在日内瓦会议上用国际法条款捍卫中国的领海权，程涛在摩洛哥面对刁难时用朴实的语言化解质疑，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不绕弯子，不粉饰矛盾，而是用事实和逻辑为国家争取尊严，耿飚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把战场上的直率和外交中的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把“真话”变成推动政策改变的力量。 信息来源：耿飚的一封信改变“一边倒”的外交方针——中红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