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吕良伟和周海媚去离婚，没想到民政部门人说：你们压根就没结婚，你们在国外结婚根本就不合法，国内不承认的。 周海媚本以为，婚姻是一段互相扶持、彼此尊重的旅程，可现实却让她越来越感到窒息。 起初，她以为吕良伟的愚孝只是对父亲的一种孝顺，可随着时间推移，这份“孝顺”逐渐变成了对她生活的控制。 每次她提出自己想法的时候，吕良伟总是先考虑父亲的意见，哪怕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先听父亲一句再决定。 周海媚渐渐明白，这不是善意的顾虑，而是一种让她无法呼吸的束缚。 尤其是吕良伟父亲，每次在家里，总是喜欢嘟囔个不停。哪怕是晚餐吃什么、看什么电视节目、用哪个洗衣粉，也能引发他长时间的抱怨和挑剔。 周海媚记得有一次，她买了一条自己喜欢的丝巾，本想在家里随意戴，结果父亲看见了，便皱着眉头低声嘀咕：“这东西太花了，不好看，年轻人都不这么搭配。” 吕良伟当时站在一旁，只是轻声附和：“爸，你说得也对。”这一刻，周海媚感到自己仿佛变成了外人，任何喜好都无法得到尊重。 家里的气氛越来越压抑，每天像是一场无休止的争论和妥协。周海媚试图和吕良伟沟通，她语气平和地说：“良伟，我们能不能不要每件小事都听你父亲的？我希望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然而，吕良伟总是半开玩笑半无奈地回答：“海媚，你知道我孝顺父亲是我的原则，不能和他顶撞。”每一次的沟通，都像在墙上撞头，毫无回响。 慢慢地，周海媚发现自己不再期待与丈夫共享温暖的时光。曾经，她喜欢和吕良伟一起做饭，一起散步，但现在，每当家里出现父亲的身影，她就会感到心烦意乱。 父亲对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像在挑刺，每一句话都像带刺的箭，让她心生疲惫。她开始回避与丈夫的亲密互动，甚至在吃饭、看电视时也尽量减少交流，生怕触碰到那敏感的神经。 最终，周海媚彻底明白，这样的婚姻并不能给她带来幸福。她夜里辗转反侧，想着自己这些年的忍耐，心里越来越累。 她不再期盼丈夫的改变，也不再期待能与公公达成某种默契。她清楚，继续下去，只会让自己慢慢失去自我。 有一天傍晚，周海媚在厨房里收拾碗筷，吕良伟和父亲在客厅里讨论着晚餐菜品。父亲依旧不满，嘟囔着：“这菜太油了，你们怎么吃得下去？” 吕良伟顺从地答应着父亲的意见，完全没有意识到周海媚心里的积怨。她看着桌上的碗筷，忽然感到一阵释然——自己不能再委屈下去，她必须为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 于是，她在一个安静的夜晚，把心里的话说给了吕良伟听：“良伟，我受够了。你的愚孝，你父亲的嘟囔，让我无法呼吸。 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要离婚。”吕良伟沉默良久，眼神里带着无奈和痛苦，但他心里的那份孝顺，让他无法拒绝父亲的意见，也无法完全理解周海媚的痛苦。 他只是低声说道：“海媚，如果这是你想要的……”语气里没有挽留，只有深深的遗憾。 那天，周海媚和吕良伟心情复杂地走进民政局，心里都带着一丝忐忑。 他们来到窗口，把户口本和结婚证递了上去，工作人员认真翻看了文件，眉头微微皱起。片刻的沉默让周海媚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她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地方。 终于，工作人员抬起头，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可置疑的权威：“你们的结婚登记，我们查过了，问题是……你们的婚姻在国内并不被承认。” 周海媚愣住了，她张大嘴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什么……不承认？” 吕良伟也愣在原地，面色微微发白，抓住文件的手都开始微微发抖：“不是吧……我们不是在美国结的吗？合法注册了啊！” 工作人员耐心解释：“对，你们在美国的婚姻确实在当地有效，但根据当时的香港和内地法律，你们的婚姻在国内是不被承认的。因此，你们在国内不算夫妻，也就不存在离婚的程序。” 周海媚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这一刻整个人都被抽空了。她低声说：“也就是说……我们一直以为的离婚，其实根本没必要？” 她回想起这段时间的争吵、冷战、心酸和泪水，竟像一场荒谬的戏剧。她嘴角轻轻扬起，苦涩而无奈地说：“原来，一切都只是自作多情的误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