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多铎才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第一屠夫”，在他短暂的军事生涯中，直接或间接造成了至少一百万人的死亡。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白起。多铎是清初摄政王多尔衮的同母弟，生于清太祖努尔哈赤晚年，自幼随军征战，十七岁即封豫亲王，成为清军入关前后最年轻也最骁勇的统帅之一。然而，与其军事才能相伴的，是他近乎冷酷的杀戮行为，尤其在平定江南的过程中，其部队所实施的系统性屠杀，成为中国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页。 多铎的屠城行为并非孤立发生，而是与明清鼎革之际的特殊历史背景紧密相关。1644年清军入关后，虽迅速占领北京，但南方抵抗力量依然强大。南明政权及各路义军据守江南，使得清军南下进程屡受阻挠。多铎作为南路清军主帅，在攻占扬州、嘉定、江阴等地的过程中，遭遇了顽强抵抗。这种抵抗激怒了多铎，也促使他采取了极端手段以震慑反抗势力。历史学者普遍认为，多铎的屠杀政策既有军事威慑的考虑，也受到清初“以剿为主”的战略思想影响，即通过极端暴力快速瓦解汉人的抵抗意志。 1645年发生的“扬州十日”是多铎生涯中最具争议的事件。当年四月，多铎率军包围扬州，南明督师史可法率军民死守孤城。城破后，清军下令屠城，持续十日的杀戮导致逾八十万人死亡，整座城市化为废墟。这一数字虽存争议，但主流史料如《扬州十日记》《明季南略》等均详细记录了当时的惨状：街道尸积如山，运河染为赤色，幸存者寥寥。屠杀不仅针对士兵，更多是无辜平民，妇女儿童亦未能幸免。这一事件成为江南地区恐怖统治的开端，也彻底击碎了南明在江北的防御体系。 紧随其后的是“嘉定三屠”。嘉定百姓因反抗清廷“剃发令”而起义，多铎派兵镇压，在三个月内三次屠城，死亡人数估计超过十万。屠杀之残酷，甚至引发了部分清军将领的不安。据《嘉定乙酉纪事》记载，有清军下级军官私下叹道：“戮民以逞，岂王者之师耶？”但多铎始终认为，只有极端暴力才能彻底扑灭江南的反清火焰。这种思路与同时期多尔衮的政策一脉相承，反映了清初统治者对汉人抵抗的高度警惕。 多铎的屠杀行为不仅造成巨大的人口损失，更深刻影响了清初的社会结构。江南地区经济凋敝，文化遭受重创，土民关系极度紧张。清廷虽在后期调整政策，转向怀柔，但屠杀留下的心理阴影长期存在。甚至到乾隆时期，清廷编修《贰臣传》时，仍对多铎等人的暴力行为有所避讳，仅以“睿亲王多尔衮令多铎定江南”轻描淡写地带过。 与战国时期白起相比，多铎的屠杀更具系统性和政策支撑。白起在长平之战中坑杀赵卒四十万，虽规模惊人，但多发生于战争现场；而多铎的屠杀则延伸至战后，针对平民，且持续时间长、地域范围广。此外，白起的行为在历史上早有定论，被誉为“人屠”而受谴责；多铎却因清朝官方史书的美化而较少被大众熟知，其真实历史形象至今仍存在争议。 多铎于1649年因天花早逝，年仅三十六岁。清廷追封其为德豫亲王，配享太庙。他的死亡终止了其军事生涯，但也使其避免了后续可能的历史问责。后世评价多铎时，常陷入民族史观的纠葛：满族史料强调其开国功勋，汉族文献则聚焦其屠杀暴行。这种分歧也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时期的复杂性与悲剧性——战争中的暴力往往既是权力争夺的工具，也是民族记忆中的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