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幼韵98岁确诊大肠癌，医生劝她手术，她叹了口气：还是安乐死 “我看还是安乐死吧”，98岁高龄的严幼韵，用一口流利上海话对纽约医院的医生说道，医生刚告诉她检查结果：大肠癌。 先说说严幼韵是谁，这可不是普通的老太太。1905年她出生在上海一个富商家庭，是民国时期真正的“名媛”——复旦大学最早的女学生之一，当年在校园里骑着自行车，身后总跟着一群追求者，人送外号“爱的花”。 她这辈子活得比小说还精彩：年轻时嫁过外交官杨光泩，丈夫在抗战中殉国，她带着三个女儿在菲律宾逃难，靠变卖首饰养活一家人； 后来又嫁给民国外交界的传奇人物顾维钧，陪着他走过人生最后二十年。这样一个见过大风大浪的人，面对癌症时的平静，不是突然的决定，是她一辈子“活得体面”的执念在支撑。 98岁的严幼韵，当时在纽约的生活过得很规律。每天早上七点准时起床，佣人会帮她端来咖啡和烤面包，她会坐在窗边慢慢吃，顺便看当天的报纸； 上午会跟私教做半小时温和的运动，比如拉伸、慢走，保持身体的灵活度；下午三点雷打不动喝下午茶，用的还是当年在欧洲买的骨瓷茶杯，配着自己烤的小饼干，偶尔还会跟邻居家的老太太视频聊天。 她的梳妆台上永远摆着口红和香水，每天出门前一定会化妆，哪怕只是去楼下散步——她常跟女儿说“女人不管多大年纪，都要活得精致，不能让别人看笑话”。 所以当医生说“需要手术，术后还要化疗，过程会很辛苦”时，她第一反应不是“我要活下去”，而是“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她拉着医生的手，慢慢说：“我今年98了，该见的人见了，该做的事做了，不想躺在病床上插满管子，连吃饭、穿衣都要别人帮忙。安乐死痛快，也体面。” 医生劝她“手术成功率很高，说不定还能活好几年”，她摇摇头，眼神很坚定：“活多久不重要，重要的是活着的时候有质量。我不想让女儿们看到我狼狈的样子，也不想自己遭那个罪。” 她的大女儿顾菊珍当时也在病房里，听到这话眼泪立刻就下来了，拉着母亲的手说：“妈，我们再想想办法，不做手术也可以保守治疗，别选安乐死好不好？” 严幼韵帮女儿擦了擦眼泪，语气很温和却没松口：“傻孩子，妈这辈子没怕过事，可就怕不体面。你爸（顾维钧）走的时候很安详，我也想跟他一样，安安静静地走，别折腾。” 其实她不是不怕死，是更怕失去尊严——当年在菲律宾逃难，她就算吃不饱饭，也会把仅有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丈夫殉国后，她带着孩子寄人篱下，也从没向人低头求助，体面是她一辈子的底线。 不过最后严幼韵并没有实施安乐死，不是她改变了主意，是身体状况不允许。医生后来评估，她虽然年纪大，但心肺功能还不错，只是大肠癌处于早期，并没有扩散，保守治疗就能控制病情，而且当时美国对安乐死的法律限制很严，不是患者想选就能选。 她听医生这么说，也没再多坚持，只是跟女儿们约法三章：“不做化疗，不插胃管，要是以后疼得受不了，就给我用止痛药，别让我遭罪。” 从那以后，她的生活多了一项“吃药”的任务，每天早晚各一次，佣人会把药磨成粉混在牛奶里给她喝。她还是保持着以前的作息，早上化妆，下午喝下午茶，只是散步的时间短了些。 有次女儿跟她聊起年轻时在复旦大学的事，她笑着说：“那时候骑自行车，你外婆总说我‘疯丫头’，现在想骑也骑不动咯。”语气里没有遗憾，只有坦然。 2017年，严幼韵在纽约的家中去世，享年112岁。去世前一天，她还跟往常一样喝了下午茶，晚上睡下后就再也没醒过来，走得很安详。 她的女儿在回忆录里写：“母亲这辈子，活得像一株兰花，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都保持着自己的姿态，哪怕到了生命最后，也没丢了体面。” 很多人说严幼韵“幸运”，活了112岁，一辈子锦衣玉食。 可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幸运”里藏着多少坚韧——丈夫殉国后独自养大三女儿，战乱中差点丧命，晚年又经历丧夫之痛，这些苦她都没跟人提过，只是默默扛过来。 她面对癌症时想选安乐死，不是消极，是清醒：她知道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质量；她知道与其在病床上苟延残喘，不如带着体面离开。 现在很多人害怕衰老、害怕死亡，为了多活几年，不惜忍受痛苦的治疗，哪怕失去生活能力也愿意。 严幼韵的选择，给了我们另一种思考：衰老和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与其逃避，不如像她一样，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守住自己的尊严，哪怕到了最后，也能坦然说一句“我活够了，也活体面了”。 严幼韵的人生，从来不是靠“长寿”被记住，是靠她一辈子“活得明白、活得体面”的态度。这种态度，比任何养生秘诀都珍贵，也值得我们每个人想想：等我们老了，该怎么面对生命的终点？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