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的北京，秋风卷着落叶，屠呦呦背着帆布包走进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的老红楼。那个年代，实验室里只有几台老式天平，乙醇和乙醚的刺鼻气味弥漫在空气中。 16岁时，她因肺结核休学两年，病痛让她对医药学燃起兴趣。考入北大后，她选了生药专业——一个当时冷门的学科，却让她与中医药结下了不解之缘。 课堂上，屠呦呦总是坐在第一排，手里的牛皮纸笔记本密密麻麻记满了药理公式和植物分类。同学回忆，她沉默寡言，但一聊到药理，眼睛就亮得像星光。 实验室条件简陋，她常步行到协和医院借用仪器，错过饭点就啃几口冷馒头。1955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被分配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开始了与青蒿素的漫长缘分。 1969年，越南战争的硝烟弥漫，疟疾肆虐东南亚，氯喹等传统抗疟药纷纷失效。中国启动了代号“523”的全国抗疟药研发项目，38岁的屠呦呦被任命为中药组组长。 她接下任务时，丈夫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两个女儿一个送托儿所，一个寄回宁波老家。家里的重担压在她瘦弱的肩上，但她咬紧牙关：“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做好。” 她带着团队翻遍古籍，抄录2000多个方药，编成《抗疟单验方集》。可实验结果却一次次令人失望：100多种中药提取物，抑制率最高不过40%。 实验室里没有通风橱，乙醚的刺鼻气味让团队成员鼻腔流血，屠呦呦自己也患上中毒性肝炎。但她从不抱怨，只是埋头翻阅医书，寻找突破。 转折点出现在1971年。一天深夜，屠呦呦翻到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一句“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让她猛然一震。历代医家多用水煎法，可“渍”字提示冷浸泡才能保留青蒿的有效成分。她立刻调整方案，用沸点仅34.6℃的乙醚低温提取。 1971年10月4日，第191次实验成功，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对鼠疟和猴疟的抑制率达到100%。这株被误认为是“青蒿”的黄花蒿（学名Artemisia annua），终于展现了它的救命力量。 实验成功只是第一步。1972年，青蒿素需要进入临床试验，但动物实验显示可能存在毒副作用。为了不耽误疟疾高发季，屠呦呦主动请缨：“我是组长，我先试药！” 她和两名同事在医院严密监控下服用了青蒿素提取物。一周后，数据证明药物安全，她立即带队奔赴海南昌江疟区。 海南的试验现场，空气潮湿闷热，屠呦呦穿着白大褂，亲自为患者分发胶囊。最初的片剂效果不佳，她果断改用原粉装胶囊。 结果令人振奋：患者服药31小时后，体温恢复正常，疟原虫被彻底清除。她站在病房外，望着患者家属的笑脸，疲惫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欣慰。 然而，成功背后是巨大的牺牲。长期吸入乙醚让她肝功能受损，身体每况愈下。但她从不后悔：“研究抗疟药，是救人性命的事业，值得。” 1977年，青蒿素的发现以“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名义发表在《科学通报》。1986年，青蒿素获国家一类新药证书，1992年，双氢青蒿素投产，疗效更胜一筹。 2000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将青蒿素联合疗法（ACT）列为首选抗疟方案，全球疟疾死亡率下降60%，数百万生命得以挽救。 2011年，屠呦呦获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评委称这是“史上最无争议的投票”。2015年10月5日，她站在诺贝尔颁奖台上，发表演讲《青蒿素——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 那一刻，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的青蒿叶徽章闪耀光芒，象征着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的完美融合。 然而，国内却有不同的声音。2011年，屠呦呦落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理由是“无博士学位、SCI论文不足”。争议如潮水般涌来，但她淡然回应：“科学要实事求是，荣誉是次要的。”她继续埋头研究，2019年团队宣布青蒿素抗药性新突破，并探索其治疗红斑狼疮的潜力。 屠呦呦的故事，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接力。从葛洪的古籍到现代实验室，从一株黄花蒿到拯救数百万生命的“神药”，她用坚持和智慧架起了一座桥梁。 2020年，90岁的她在青蒿素研究中心揭牌仪式上说：“青蒿素的研究永无止境，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她不是明星科学家，却用一株小草改变了世界。她的名字“呦呦”，仿佛冥冥中注定与《诗经》中“食野之蒿”的鹿鸣相呼应。 面对荣誉，她始终低调：“这是中国科学家的集体成果，是中医药的骄傲。”如今，青蒿素仍在全球抗疟前线发挥作用，而屠呦呦的精神，像那株黄花蒿，扎根在每一个科研人的心中，历久弥新。 来自 青闰主编. 杰出人物[M].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