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渣滓洞监狱的刑讯室阴冷刺骨。墙角的炭盆烧得通红，烙铁滋滋作响，空气里混杂着汗味、血腥和焦糊的气息。 江竹筠被反绑双手，拖进这间无窗的石室。她的蓝布旗袍早已被汗水浸透，贴在瘦削的身上，十指被竹签刺得血肉模糊，每动一下都钻心般疼。 可她脊背挺直，眼神清亮，像是燃着不灭的火。 对面，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穿着黄呢军装，少将领章在昏暗灯光下闪着冷光。他踱着步，手里的马鞭一下下敲着桌子，试图用气势压倒这个瘦弱的女子。“ 江竹筠，再不招供，就剥光你的衣服游街！”他猛地拍桌，吼声在石壁间回荡，几个赤膊的行刑特务也跟着抖了抖。 江姐骤然抬头，镣铐哗啦作响。她挣扎着站起，血从指缝滴到地上，染红了潮湿的石板。 她直视徐远举，声音虽虚弱却字字铿锵：“你们可以撕碎我的衣服，但撕不碎共产党人的尊严！今天对我的侮辱，会是你们未来审判席上的罪状！” 全场死寂，行刑特务低头不敢看她，徐远举嘴角抽搐，手里的马鞭卡扣反复开合，竟无言以对。 据沈醉后来回忆：“那一刻，徐远举最怕江姐的眼神，像刀子一样，让他下不了台。” 这场怒斥，如同一道闪电，划破了渣滓洞的黑暗。江姐用她的勇气，震慑了凶残的敌人，也点燃了狱中难友的希望。 女牢二室的难友们事后偷偷议论：“江姐站起来的样子，就像一座山，压得那些豺狼喘不过气。”可这场胜利背后，她付出的代价却是十指尽毁，身体几近崩溃。 时间倒回1949年11月，解放军炮声已隐约从歌乐山外传来。江姐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她被关在女牢二室，狭小的牢房里只有一盏昏黄的油灯，墙上爬满青苔，潮气让人骨头都发冷。 她的身体已被酷刑折磨得不成样子，囚服下的手臂满是鞭痕，咳嗽时常带出血丝。但她心里最放不下的，是年仅4岁的儿子彭云。 那天夜里，她向看守黄茂才要了一小块厕纸。黄茂才是个同情革命的普通看守，偷偷塞给她一支削尖的竹签和一团烧剩的棉絮炭灰。江姐咬紧牙关，忍着指尖的剧痛，在微光中一笔一划写下遗书。 字迹歪斜，纸边被泪水浸湿，折痕深深。她写道：“云儿，妈妈不能陪你长大了……盼你以父母之足迹，为新中国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养，粗服淡饭足矣。” 写完，她将纸叠成小方块，塞进黄茂才手中，低声嘱托：“帮我带出去，交给组织。”黄茂才心头一震，点头藏好信纸。 几天后，他冒着风险将遗书藏在育才小学的一处墙缝里。1950年，重庆解放，这封信才被挖掘出来，字迹已晕染，却依然清晰可辨。 如今，它静静躺在重庆三峡博物馆的展柜中，纸上的裂痕和炭灰痕迹，诉说着那段血泪交织的岁月。 倒叙回到1940年，四川大学校园里，20岁的江竹筠还是个活泼的川妹子。她穿着蓝布旗袍，扎着麻花辫，爱在操场上和同学讨论马克思主义。 那时的她，已加入地下党，化名“江志炜”，用青春的热情投身革命。1947年，她与彭咏梧结婚，共同为地下工作奔走。 可幸福短暂，1948年，彭咏梧被捕牺牲，江姐强忍悲痛，带着幼子继续战斗，直到自己也被叛徒出卖，落入军统魔爪。 在渣滓洞的17个月里，她经历了竹签刺指、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却从未吐露半个字。沈醉在回忆录中写道：“江竹筠的意志像铁，比许多男同志还硬。 徐远举气急败坏，却拿她没办法。” 她的怒斥不仅是对徐远举的回击，更是对所有压迫者的宣战。那封遗书，则是她留给新中国的最后信念：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1949年11月14日清晨，歌乐山的浓雾吞没了一切。江姐被押往刑场，枪声在雾中沉闷回响。狱中的难友们唱起《国际歌》，泪水滑过脸庞。据幸存者孙重回忆：“那天雾很大，枪声听起来像闷雷，可我们知道，江姐走得无悔。” 来自 孙化显，肖杰，张建兵，李明凤，杨帆编. 一片丹心向阳开 渣滓洞集中营的川大英烈[M].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