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大白兔奶糖的创始人冼冠生，竭尽所能的支援抗日，然而1952年，他却在上海跳楼身亡。 初到上海的冼冠生，连个安稳住处都找不到，白天在街头给人打零工，晚上就蜷缩在城隍庙附近的屋檐下。 他没读过多少书，却凭着广东人骨子里的韧劲，发现了城隍庙小吃的商机——当时上海人爱吃甜食，但像样的粤式点心很少。 他凑了几块大洋，在街边支起小摊，卖自己跟着母亲学做的广东杏仁饼，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和面、烤饼，双手被烫出好几个水泡也舍不得歇。 就这么攒了两年钱，1915年，他终于在上海福州路开了家小铺子，取名“冠生园”，这也是后来大白兔奶糖的诞生地。 谁也没想到，这个小铺子后来会和国家命运绑在一起。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不少商家要么关门跑路，要么被迫给日本人供货。冼冠生看着街上逃难的百姓、受伤的士兵，没半点犹豫，把冠生园的厂房改成了临时物资站。 他组织工人赶制饼干、糖果，这些平时给孩子当零食的东西，当时都成了前线士兵的急缺补给——饼干耐存放，能当干粮；糖果能快速补充体力，很多士兵揣着冠生园的糖扛过了急行军。 不仅如此，他还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买药品、布料，通过地下渠道送往前线，家里人劝他留点心眼，他却说“铺子没了能再开，国家没了，我们这些生意人去哪讨生活？” 那段时间，他经常几天几夜不睡觉，盯着工厂生产，瘦得眼窝都陷了进去，却总跟工人说“多做一点，前线的娃们就能多撑一天”。 抗战胜利后，冠生园迎来了短暂的黄金期。 1943年，冼冠生带着研发团队反复调试，用炼乳、麦芽糖做原料，做出了奶味浓郁的“大白兔奶糖”，一上市就卖爆了，不仅上海人爱吃，连周边城市的商贩都来抢货。 那时候的大白兔包装上印着一只蹦跳的兔子，成了很多孩子童年最甜的记忆，冠生园也成了上海响当当的食品企业，冼冠生本人更是被称为“糖果大王”。可谁能想到，这样的好日子没持续多久。 1949年后，国内经济开始调整，冠生园作为私营企业，面临着公私合营的改革。冼冠生一开始是支持的，他觉得能为国家建设出份力是好事，主动配合清点资产、调整生产。 但问题慢慢浮现，当时对私营企业的管理方式还在探索阶段，一些政策执行起来难免粗糙。有人质疑冠生园的资产来源，甚至拿出抗战时期他和一些商人的往来账目做文章，说他“有投机嫌疑”。 冼冠生急得天天去解释，把当年支援前线的收据、士兵的感谢信都拿出来，可没人听。 更让他难受的是，他一手带起来的工厂，自己说话渐渐没了分量，曾经跟着他打拼的老工人，有的被调走，有的不敢再跟他说话。 他一辈子要强，从街头小贩做到企业家，靠的就是“诚信”二字，如今却被泼了一身脏水，连自己毕生心血的厂子都快认不出了。 1952年的一个清晨，冼冠生像往常一样去冠生园，走到办公楼前，他抬头看了看楼顶，又回头望了望工厂的烟囱，沉默了很久。 那天上午，有人发现他从办公楼的三楼跳了下来，手里还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冠生园早期营业执照。消息传开，很多老上海人都不敢信，那个总带着温和笑容、给孩子们发糖果的冼老板，就这么没了。 后来有人说，他是受不了委屈，也有人说，他是怕自己连累工厂。可不管怎么说，那个在抗战时倾囊相助、创造出大白兔奶糖的人，最终以这样惨烈的方式告别了世界。 如今，大白兔奶糖依然摆在超市的货架上，甜了一代又一代人，可知道它背后这位创始人故事的人越来越少。 冼冠生的一生，像一颗裹着糖衣的苦药，前半生靠打拼逆袭，用甜滋养了苦难中的人，后半生却在时代的浪潮里栽了跟头，尝尽了委屈与无奈。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藏着那个特殊年代里，私营企业家们的迷茫与挣扎。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