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厦门，太阳火辣辣的，刑场上气氛肃杀。一个特别的情形摆在了人们面前。
当行刑的命令传来时，她安静地抬手，摘下了腕上的手表，递向站在对面的刽子手。这个刽子手是个老兵油子，见惯了生死场面。
他下意识接过那沉甸甸、金灿灿的手表，习惯性地在手里掂量了一下，嘴角本能地刚要扯动，目光却不经意间扫过对面那位妇女高高隆起的腹部。
刹那间，他那因职业而麻木的脸上，表情僵住了。以往执行命令毫不犹豫的手指，此刻竟像被灌了铅块，沉重得有些难以抬起。
梁慧贞并非生长在贫苦之家，她家里原先挺富裕。清朝还没垮台那会儿，她父亲在衙门里做事，官不算顶大，却也在改朝换代的混乱年头里，为家里攒下了丰厚的家底。
她父亲认为外面世界太乱太危险，总想着关起门来求个安稳太平。因此专门请了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导儿女读书认字。
梁慧贞起初也是和其他闺阁小姐一样，跟着母亲学习女红刺绣。但自从听先生讲述了许多外界的新思想、新潮流后，她的内心就再也无法平静。
那些外界的新鲜事物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她，让她坐立不安。
后来终于有机会外出求学，这彻底打开了梁慧贞的眼界和心胸。那些束缚女性的“三从四德”之类的老规矩，被她毫不留恋地抛在了脑后。
她积极投身到校园风潮中，随着学生队伍高举旗帜，呼喊口号，参与示威游行。家里人还被蒙在鼓里时，她实际上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巨大的道路分歧自然与家庭产生了剧烈冲突，父亲为她精心安排的与富家少爷的婚事，被她断然拒绝。她甘愿脱下绸缎，换上打满补丁的粗布衣服，啃着干硬的窝头充饥。
就在这条革命道路上，她结识了同样是出身富裕家庭、怀抱救国理想的王海萍。两人惺惺相惜，不图物质享受，只为共同的理想信念走到一起，结为革命伴侣。
这对夫妻投身革命事业后，都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和勇气。在组织安排下，梁慧贞被派往福建开展地下工作。
时间不长，仅仅两年多光景，她就在当地成功建立起二十多个党的基层组织，秘密发展了接近三千名党员，其组织能力和工作成绩十分显著。
她的丈夫王海萍，行动则更为激烈和果敢。他策划并领导了一次轰动厦门的大行动——劫狱。他们周密部署，成功袭击了守卫严密的厦门大监狱，将被关押在那里的三十多位同志全部营救出来。
这次行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震动，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让当时的国民党当局颜面尽失，恼怒异常。
很快，印着王海萍画像和巨额悬赏数额的通缉令，就贴满了厦门的大街小巷，缉拿他的风声一日紧过一日。
命运有时显得格外残酷，梁慧贞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恰逢福建地下斗争环境最为严酷、任务最为紧张的阶段。怀着身孕，身体日益沉重，她依然坚持奔走联络，指挥工作。
令人称奇又辛酸的是，她腹中的孩子出奇的“乖巧”，伴随着母亲长途跋涉、辗转躲避，时常露宿山野、栖身简陋之地，竟极少添麻烦，始终安安静静地陪伴着她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行刑的日子到了，那一天，烈日当空，炙烤着刑场上的黄土地。梁慧贞挺着硕大的肚子，一步一步走到指定的位置。她摘下手表递过去时，金色的表壳在强烈的阳光下反射出刺眼的光芒。
那个平时在刑场上执行枪决如同机械般冷硬麻木的刽子手，手里攥着刚得到的沉甸甸的金表链，额头和手心却控制不住地沁出细密的汗珠。
他见过太多临刑时的众生相：有崩溃痛哭哀声求饶的，有歇斯底里破口大骂的。但像梁慧贞这样，面对死亡非但没有丝毫恐惧崩溃，反而面容平静，甚至向他投来一种难以言喻的、温和如私塾先生看学生般目光的待决之囚，他从未遇到过。
最终，这个刽子手还是叩响了扳机。也许是兜里那块金表的分量让他产生了片刻的犹豫，也许是那特殊的平和目光触动了他心底某个尚未完全坚硬的部分。
子弹最终偏离了指向腹部的原轨迹，飞向了梁慧贞的头颅。后来参与清理刑场的人员事后描述，在那一大滩血泊之中，那个没能来到世界的孩子被匆匆裹在一块白布中，小小的身躯微微蜷缩着。
这对为了理想信念和民族大义燃烧生命的年轻夫妻，生前为了革命事业奔波劳顿，总是聚少离多。谁曾想到，最终竟是在这条没有归途的道路尽头，他们得以以另一种方式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