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抗战老兵徐永卿到上海出差，途中遇到了一个“熟人”，他脸色瞬间就变了，因为这个人是侵华日军的一员！ 这人叫河下谷清，一个听着挺斯文，心却比毒蝎还狠的家伙。 时间得倒回十几年前，在日伪时期的济南。那时候的徐永卿，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满腔热血，在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里干着掉脑袋的活儿。他有个公开身份，在铁路局工作，暗地里，却是我们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因为他脑子活络，做事谨慎，日伪几次想抓他都扑了空，气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狐狸”。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河下谷清出现了。他不像别的日本人那样趾高气扬，反而是一副落魄潦倒的样子，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张口闭口就是“战争是罪恶的”，还说自己因为反战，被日本宪兵队给打了，家里人也跟他断了关系。 在那个年代，突然冒出这么一个“有良知”的日本人，对我们地下工作的同志来说，诱惑力有多大？徐永卿一开始也怀疑，毕竟跟鬼子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什么狡猾的没见过。但河下谷清演得太真了，他会跟你聊中国的诗词，会骂日本军国主义，甚至有一次，为了“保护”徐永卿，还真被宪兵队的人当街“羞辱”了一顿。 一来二去，徐永卿和组织上的一些同志，慢慢放下了戒心。他们觉得，这或许是能从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一股力量。信任的口子一旦撕开，就收不住了。徐永卿甚至把他当成了可以交心的“日本同志”。 致命的转折点，来自一次刺杀任务。组织计划干掉一个日军高官，这个计划，河下谷清也参与了进来，并且提供了不少“关键情报”。行动那天，枪声响了，但一切都成了泡影。那根本不是什么刺杀，而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河下谷清露出了他真实的獠牙，他就是日本特高课的高级特务。 济南地下组织被日本人斩首，损失惨重，根据后来不完全的统计，那一次，足足有五百多个抗日青年和地下党同志被捕牺牲。徐永卿侥幸逃了出来，但那种眼睁睁看着同志们一个个倒下，自己却无能为力的痛苦，那种被自己信任的人从背后捅刀的悔恨，成了他一辈子的梦魇。 这份愧疚，压在他心底整整十三年。 时间快进到1957年的上海街头。 当徐永卿看到那张脸的时候，十三年来积压的愤怒、悔恨、悲痛，一下子全涌了上来。他死死盯着那个人，那人已经改了中国名字，穿着打扮也跟个普通上海市民没什么两样，身边还跟着一个中国女人，有说有笑。 他过得这么好？他凭什么过得这么好？！ 徐永卿没有冲动，他知道，这个老狐狸非常狡猾，自己一个人肯定不行。他悄悄跟了一段路，摸清了对方的大概住处，然后立马掉头，直奔火车站，买了一张去南京的票。他要去找一个人，一个能拍板，也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刽子手的人——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将军。 许世友跟徐永卿是老战友，也是老上级。听完徐永卿带着颤音的汇报，这位沙场上杀伐果断的将军一拳砸在桌子上，眼睛都红了。他当即拿起保密电话，直接打给了上海市的领导，话里就一个意思：“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把上海给我翻个底朝天，也必须把这个叫河下谷清的日本特务给我抓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许世友的怒火，不仅仅是为一个老部下出气。他愤怒的是，战争结束这么多年，居然还有这样的漏网之鱼，甚至还改头换面，在中国过着安逸的生活。这是对所有牺牲烈士的侮辱。 上海方面的行动非常迅速。一张无形的大网，悄然撒开。 1957年，公安人员经过缜密的侦查，很快就锁定了“尤志远”。在徐永卿再次指认，确认无误后，抓捕行动开始了。当公安人员冲进那个小电器铺的时候，河下谷清还想狡辩，说自己是中国人。但当徐永卿站在他面前，一字一句地喊出“河下谷清”这个名字时，他瞬间面如死灰。 在审讯中，他交代了一切。原来，日本投降后，他并没有被遣返，而是利用当时国民党一些败类想“以日制共”的想法，被秘密留了下来。国民党败退后，他就彻底切断了联系，给自己造了个假身份，潜伏了下来。他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不会有人再记得他。 但他想错了。有些债，欠下了，一辈子都得还。 1958年8月，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间谍特务河下谷清被执行枪决。徐永卿亲自到场，看着这个毁了自己半生安宁的仇人倒下，他没有想象中的快感，只是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天，终于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