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江苏的士绅们可谓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他们的权力之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军阀，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绅军政权”现象。 这一局面的形成，与江苏频繁参与各类重要事务密不可分。从洋务运动到东南互保，江苏始终走在时代的前沿，通过发展实业、兴办教育等一系列举措，逐渐培育出了以张謇为首的一批实力强劲的大佬。这些大佬们凭借着自身的影响力和资源，在江苏乃至全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20年，对于江苏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苏社”正式成立。苏社的成员个个来头不小，南通的张謇、上海川沙（当时属江苏）的黄炎培，还有王清穆、沈恩孚等一众名流都在其中，堪称当时的“顶级流量福布斯天团”。 然而，苏社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明显的派系之分。以张謇为首的“南通派”和以黄炎培为首的“非南通派”（主要是省教育会的人）经常意见不合。在推举省长的问题上，两派的分歧就充分显现出来。教育会派坚持“苏人治苏”，认为只有江苏人才能治理好江苏；而张謇则秉持“贤人治苏”的理念，觉得只要有才能，无论是否是江苏人都可以担当此任。 到了1921年省议会选举时，两派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南通派”成立了“金陵俱乐部”，力推张謇的儿子张孝若担任议长；而教育会派则支持苏州人张一麐。双方竞争激烈，如同现在苏超球迷之间的激烈对抗一般。 1922年，江苏政事可谓是一波三折。4月，北京政府打算调江苏海安的韩国钧去山东当省长。韩国钧虽然不在官场任职，但对江苏政事有着深远的影响力，江苏督军齐燮元一直视他为眼中钉，听闻此消息自然是欣喜不已。而对于韩国钧来说，去山东也不失为一个新的发展机会。 但局势变化莫测，直奉战争结束后，黎元洪上台，提出了“省人治省”的政策。6月15日，中央又改变主意，命韩国钧担任江苏省长。这一消息让苏社的教育会派欣喜若狂，他们早就希望韩国钧能够上位。然而，省长人选确定后，又面临着官员安排的问题。张謇曾经强调“无论谁当省长，都不能安插自己人”，可此时他儿子竞选议长的行为却似乎与这一说法相悖。 就在韩国钧即将出任江苏省长之时，一些旅居北京的江苏人却开始反对。他们以韩国钧当年“巴结袁世凯、冯国璋，出卖省权”为借口，实际上是想推举年轻的张孝若上台，因为他们觉得江苏政事被老绅士们把持了。省议会里的“金陵俱乐部”也反对韩国钧回来，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与南通派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则是齐燮元在背后暗中怂恿，齐燮元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希望韩国钧不去江苏，这样他就有可能兼任省长。 6月25日，中央再次改变决定，还是让韩国钧去山东。此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被齐燮元当枪使了。 发现被利用后，苏社成员们迅速团结起来。6月26日，他们召开会议，决定一致支持韩国钧担任江苏省长，并分别向中央政府和在京江苏同乡发了电报。北京的江苏同乡会也积极行动起来，在了解了“金陵俱乐部”与军阀勾结的内幕之后，他们商量出了对策，坚决要让韩国钧回来当省长。 在京江苏人和在省江苏人形成了“南北联动”的局面，共同“挺韩”。他们的策略十分明确，就是要确保中央不改变任命，让齐燮元和南通派改变主意，同时也要让韩国钧本人愿意回来。而韩国钧则显得十分为难，他表面上表示“两边我都不去”，但暗地里却任由大家为他造势，等待着中央政府的正式任命。当时的代理总理颜惠庆深知问题的关键在于地方而非中央，于是他一边派人劝说齐燮元，一边让原省长王瑚去山东，试图解开这个死结。 最终，经过一番波折，一个月后韩国钧终于通电就职。韩国钧的上任，充分体现了当时“省权”和“绅权”的扩张。为了争取“苏人治苏”，苏社集团甚至可以“激起苏民与政府之宣战”，还能够以拒绝向中央纳税作为要挟，其声势和底气可见一斑。1922年，时人彭子嘉观察到“民权日盛”，“军阀之权将有由盛而衰之势”，与此同时，“省自为界，风气已成”。 然而，好景不长。在那个乱世之中，尽管江苏的士绅们努力争取地方自治，但无论是苏南人还是苏北人，都难以真正治理好江苏。中央政府频繁更迭，缺乏有效的治理手段，而江苏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再加上后来北伐战争的爆发，整个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场“苏人治苏”的运动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如果把苏社比作小区的“业主委员会”，那么军阀就是蛮横的“物业公司”。苏社试图从军阀手中夺回江苏的管理权，虽然得到了江苏民众在理念上的支持，但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加上军阀的武力威胁，最终未能成功。而百年之后，江苏大地又出现了轰轰烈烈的“苏超”，江苏人“内斗内行，外斗更内行”的特点再次展现，这也算是历史的一种有趣延续吧。 图1：张蹇 图2：黄炎培 图3：韩国钧 图4及5：民国江苏省议会活动现场 图6及7、8：张蹇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