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一个人,文革前是一个小厂的工人,人很聪明,也挺仗义。是那个厂里最年轻的技术骨干,年年都是先进。文革一开始,要选工人代表,领着大家闹革命。他年轻,又能干,结果就被选成了代表。大家选他做代表,当时主要是他本身就是一个好工人,同时呢,长的比较威风,在年轻人当中也有威信。让他去弄这个,那些想胡来的年轻人也翻不起浪。 那个厂子倒是真没出什么事儿,批斗会什么的,也搞,但都是商量好应付外边来检查的,也就做做样子,大家也都能接受。但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代表”不要紧,一路就给“代表到了县里”,成了各路造反派都不敢小觑的人物。搞“三结合”的时候,他糊里糊涂又被结合成县里革委会的主任。 改革开放后,他被审查,结果也没有什么恶迹,但归于“三种人”序列。组织问他要求,他要求回到原来的厂里继续当工人。 工人自然是没有当成。不过被降级调到另外一个县里。但他什么职务都不愿接受。 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八十年代后期,那时他在一个单位做门卫。他当时的工资是按副处级发的,比那个单位最高的还高。还有人一见他就叫他县长。
汤恩伯手下第89师师长金式,每月吃1500个空额。这1500个空额,每月给他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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