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蒋大为的情人，他欠我 90 万不还，有欠条为证。”2004 年一女子自称是蒋大为的情人兼经纪人，将蒋大为告上了法庭，索要蒋大为拖欠的 90 万 “演出介绍费”。 女子名叫姚曼，在法庭上出现时，整个人状态近乎 “癫狂”，眼眶通红，手里紧紧攥着一张折叠的纸，展开时纸张边缘都被捏出了毛边。 蒋大为坐在被告席上，手指无意识摩挲着保温杯，杯壁上 “民族歌舞团” 的字样早已磨掉了漆。 事情要从 1993 年说起。那年蒋大为随艺术团到美国演出，在后台遇到了留学生姚曼。 她拿着签名本追要签名，说自己是广西老乡，几句乡音让蒋大为多聊了几句。 当时谁也没料到，这场偶遇会在十年后演变成法庭对峙。 那时的蒋大为正处于事业巅峰，《敢问路在何方》的旋律响彻街头巷尾，他盘算着为女儿蒋怡的教育铺路，美国演出本是试水，却因中西审美差异反响平平。 1998 年，蒋大为还是带着妻女移居温哥华，申请了加拿大绿卡。 他在当地开声乐班，偶尔参加华人社团演出，出场费不及国内十分之一。 女儿的学费、房贷压力让积蓄迅速缩水，2000 年初，他决定回国跑演出。 刚落地北京，就接到姚曼的电话，说自己早已回国，能帮他联系业务。 第一次合作是贵州的商演，姚曼从中扣了一半酬劳，说是 “经纪人佣金”，蒋大为虽有不满，但想着刚回国需要人脉，没过多计较。 2003 年春天，姚曼说谈成了一场大型演出，让蒋大为准备好签约。 可临演出前一周，对方突然取消合作。姚曼带着 90 万现金找到蒋大为家，说这是预先垫付的场地定金，让他打个借条周转。 蒋大为觉得蹊跷，但看着对方递来的纸笔，还是签了字。 那年 9 月，蒋大为去物业问停电原因，刚到楼下就被姚曼和一个陌生男人堵住。“欠我的 28 万该还了。” 姚曼的声音尖利，男人则往他面前一站，个子比常年练声的蒋大为还高出半个头。 楼道里的声控灯忽明忽暗，照着墙面斑驳的污渍。从上午十点到下午三点，蒋大为被堵在走廊里动弹不得。姚曼说自己是黑社会，不还钱就让他身败名裂。 被逼到墙角的蒋大为看着对方递来的纸笔，突然注意到墙上的日历 ——9 月 4 日。 他提笔写下欠条，却故意把日期写成 3 月 20 日。“两张欠条日期不能一样。” 陌生男人提醒，蒋大为心里冷笑，面上却装作慌乱地改了另一张的日期。 签完字回到家，他立刻翻出护照，上面的出入境记录清楚显示，3 月 20 日他正在温哥华陪女儿考试。 2004 年法庭上，姚曼抖着嗓子念欠条内容，蒋大为的律师却呈上了出入境证明。 法官核对时发现，3 月 20 日那天，蒋大为从温哥华飞北京的航班要第二天才落地。 更关键的是，物业保安作证，9 月 4 日确实看到蒋大为被两个陌生人围在楼道里，“老蒋脸都白了，腿在抖”。 姚曼带来的证人王某当庭翻供，说自己是被姚曼雇佣的，根本不知道借钱的事。 蒋大为在法庭上说，姚曼只帮他联系过两次业务。一次是 2000 年春天的演出，她扣了一半酬劳；另一次是西服代言，30 多万代言费全进了姚曼口袋。 “她说帮我存着，结果再也没提过。” 他摘下眼镜擦了擦，说自己回国后演出机会本就不多，每次拿到酬劳都要先寄去加拿大交房贷，哪有闲钱借人。 姚曼突然尖叫起来，说蒋大为忘恩负义，当年在国外是谁帮他打听演出信息，是谁帮他女儿找寄宿家庭。 法官最终宣判，欠条日期与蒋大为的出入境记录矛盾，结合王某和保安的证言，认定姚曼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散庭时，蒋大为的妻子张佩君在法院门口等他，递过一杯温水。记者围上来追问，他只说 “相信法律”，就拉着妻子穿过人群。 那年冬天，有人在小型商演上看到蒋大为，他唱的还是《敢问路在何方》，只是高音部分明显吃力了，下台后立刻掏出润喉糖。 姚曼入狱后，她在朝阳区买的房子因拖欠房贷被银行起诉。法院拍卖时，看房人发现屋里还留着几本声乐教材，扉页上有蒋大为的签名，日期是 1993 年美国演出时的。 而蒋大为在 2004 年后减少了商演，把更多时间花在教学生上。他的绿卡 2014 年到期后没再续签，女儿回国工作后，他彻底搬回了北京的老房子。 有次采访提到那场官司，蒋大为说最庆幸的是自己当时没慌神。 “人在绝境里要留个心眼，哪怕手在抖，笔也要握稳。” 他指着桌上的日历，“你看，每天都有它的用处，哪怕是用来戳穿谎言。” 信源：蒋大为"欠债门"终落幕，女子自称情人诈骗获刑5年——中国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