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最小烈士“小萝卜头”宋振中，留下的照片。当时，他被关在了中美合作集中营，就是人们常说的“白公馆”。他穿着破旧的短裤和凉鞋，头上顶着的大大的飞行帽，让他的脑袋看起来更大了。他用手扶着炮弹，开心的看着镜头，或许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很少遇到照相这样开心的事情了吧？ 说起“小萝卜头”的故事，就绕不开他的父母，宋绮云和徐林侠。这两位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为了理想和信仰，把家安在了刀尖上。宋绮云早年是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谁也没想到，命运的转折来得那么突然。1941年，因为叛徒出卖，宋绮云在西安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母亲徐林侠心急如焚，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四处打探。特务们设下毒计，骗她说可以去探监。徐林侠信以为真，抱着年仅8个月的宋振中，一脚踏进了魔窟，从此母子俩再也没能走出来。 就这样，“小萝卜头”的童年，是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开始的。没有阳光，没有玩具，甚至连一口饱饭都是奢望。监狱里的饭食，是发霉的米、烂掉的菜叶子和几根咸菜，常年累月的营养不良，让他的脑袋显得特别大，四肢却像干柴一样纤细。狱中的难友们看着心疼，就给他起了“小萝卜头”这个外号。 他没见过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不知道糖果是什么味道。有一次，一个女特务拿着一颗五彩斑斓的糖果逗他：“叫我一声阿姨，这糖就给你。”小小的宋振中看着那诱人的糖纸，眼里满是渴望，但他知道，眼前这个人是“坏人”，是抓走爸爸妈妈的人。他倔强地摇摇头，转身跑回了牢房。回到妈妈身边，他天真地问：“妈妈，糖是什么？糖又是什么味道？”徐林侠心如刀割，只能抱紧儿子，拿起身边的盐罐子，哽咽着说：“孩子，这就是糖。” 尽管身陷囹圄，“小萝卜头”的父母从未放弃对他的教育。他们用磨尖的树枝当笔，烧焦的棉絮兑水当墨，在地上、在墙上，一笔一划地教他识字、算数。同被关押的爱国将领黄显声将军，成了他在魔窟里的第一位老师。这个特殊的“学校”，只有一个老师和一个学生，却在黑暗中点燃了知识的火苗。 “小萝卜头”非常聪明，也很懂事。他利用自己年纪小、不易引起特务注意的优势，成了狱中党组织的小小交通员。他常常借着放风的机会，在各个牢房之间传递消息和纸条。他的小脚丫，踏遍了“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每一个角落，他那双清澈的大眼睛，记住了特务换岗的规律和地形。许多重要的信息，都是通过这个小小的身影，在难友之间悄悄传递。 他还学会了分辨好人坏人。有一次，一个新来的“犯人”对他特别好，总是偷偷塞给他一些吃的东西。“小萝卜头”没有被眼前的食物迷惑，他悄悄把这个人的言行告诉了妈妈和狱中的叔叔阿姨们。果然，经过组织的观察，这个人正是特务派进来的奸细。 对于这个在监狱里长大的孩子，难友们都把他当作自己的亲弟弟。他们偷偷用草纸给他糊风筝，用木头给他刻小手枪，尽力想给他一个不那么灰暗的童年。而“小萝卜头”，也用他的纯真和勇敢，温暖着这些身处绝境的革命者。 1949年，解放的炮声越来越近，狱中的同志们仿佛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黎明前的黑暗，却最为残酷。1949年9月6日，就在新中国成立前24天，丧心病狂的国民党特务开始了最后的屠杀。 那一夜，宋绮云、徐林侠和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被一同押往重庆歌乐山的松林坡。刽子手的刺刀，残忍地刺向了这个世界上最小的烈士。据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手里还紧紧攥着黄显声将军送给他的那支红蓝铅笔。他曾梦想着，有朝一日走出监狱，能背着书包，堂堂正正地走进学校，用这支铅笔写下自己的名字。 “小萝卜头”和他的父母，没能等到山城解放的那一天。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共和国黎明前的土地。 “我眼巴巴地看着母亲和弟弟离开的背影，这个背影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多年以后，“小萝卜头”的哥哥宋振镛回忆起当年与母亲和弟弟的最后一面，依旧老泪纵横。父母和弟弟被捕后，留下的六个孩子在江苏邳县老家相依为命，度过了无比艰难的岁月。直到1947年，他们才收到父亲从狱中寄来的第一封信。信中那句“弟弟已经上学了”，曾让他们天真地以为家人一切安好。 他们不知道，弟弟的“学校”，是在阴森的牢房里；弟弟的“同学”，是一群视死如归的革命者；弟弟的“童年”，是与死亡和斗争相伴。 “小萝卜头”的故事，后来被写进了小说《红岩》，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他那张头戴飞行帽、扶着炮弹的照片，也成了那段峥嵘岁月里，一个让人心碎又肃然起敬的定格。他的人生只有短短八年，却像一颗划破黑夜的流星，用自己微弱的光，照亮了那段最黑暗的路。他用生命告诉我们：花儿为什么是香的，果儿为什么是甜的，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为什么红于灶下的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