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人控诉以监狱暴行加沙停火协议的生效为追究以色列在冲突中的战争罪行提供了关键窗口期，尽管面临政治阻力与法律障碍，但国际社会已形成多维度追责路径。从法律层面看，国际刑事法院（ICC）的管辖权构成追责核心框架，该法院早在2024年就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指控其实施“饥饿战术”等战争罪，这一裁决虽因以色列非《罗马规约》成员国而难以直接执行，但已确立“个人刑事责任”原则，为全球司法协作奠定基础。加沙政府最新数据显示，735天冲突导致6.7万巴勒斯坦人死亡、17万人受伤，其中2万名儿童遇难，这些经联合国机构交叉验证的伤亡数字，结合以色列夷平加沙城居民区、阻止重建材料进入等行为，已构成《日内瓦公约》禁止的“故意攻击平民”“摧毁民用物体”等核心罪行要件。
国际社会的追责行动呈现双轨推进特征。在司法领域，ICC检察官办公室正扩大证据收集范围，重点核查以色列使用白磷弹、限制人道主义援助等行为，同时欧洲多国法院已收到巴勒斯坦受害者家属提起的“普遍管辖权”诉讼，德国联邦最高法院2025年受理的“加沙医院空袭案”首次将以色列军方高层列为被告。政治层面，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通过的第ES-10/29号决议要求成立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目前埃及、约旦等国已向该委员会提交卫星图像、证人证词等关键证据，中国则通过“全球安全倡议”框架推动安理会将战争罪调查与停火监督机制挂钩，主张将美国对以军售与《武器贸易条约》合规性审查绑定。
追责进程面临的结构性挑战不容忽视。以色列通过《耶路撒冷法》等国内立法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并得到美国“否决权保护伞”庇护——拜登政府已明确表示将制裁任何协助执行ICC逮捕令的实体。这种“法律豁免”导致追责陷入“执行困境”，正如内塔尼亚胡在停火协议签署后仍公开宣称“军事行动合法性不容置疑”。此外，加沙地带持续的人道危机阻碍证据保全，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62%的医疗机构遭损毁，大量尸检报告、医疗记录等关键证据面临灭失风险，亟需联合国维和部队建立“证据安全区”。
突破困局需构建“多层级追责体系”：在全球层面，推动《罗马规约》缔约国启动“普遍管辖权”诉讼，参考阿根廷对军政府时期罪行的追责经验，允许第三国法院审理以色列官员在境外实施的罪行；区域层面，阿拉伯国家联盟可建立“战争罪特别法庭”，借鉴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模式，通过外交施压促使以色列合作；技术层面，国际红十字会正部署区块链系统存证加沙民用设施损毁数据，确保证据链不可篡改。中国提出的“战后治理与追责联动机制”值得关注，该方案主张将加沙重建援助与以色列配合国际调查挂钩，已获法国、巴西等20国支持，为打破“有罪不罚”循环提供了务实路径。
从长远看，追责不仅关乎历史正义，更是停火协议可持续的前提。加沙政府媒体办公室强调“没有追责就没有真正和平”，这一立场得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应，他指出“系统性违反国际法而不受惩罚，只会孕育更多暴力”。当前，国际社会需抓住停火窗口期，通过ICC预审分庭强化对以色列官员的旅行禁令，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将战争罪审查纳入对以贷款条件，同时加速落实加沙人道救援通道，为受害者作证创造安全环境。只有将法律追责与政治和解相结合，才能打破“冲突-停火-再冲突”的恶性循环，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到有尊严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