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一个凌晨，重庆的巡逻士兵忽然发现城外来了一群赶牛的人，这群士兵心里不禁嘀咕道：这是什么人，怎么这么早就出来放牛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没了。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叫马衡，这位老先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太清楚了，日本人打的什么算盘。他们不光要占你的地，杀你的人，更要挖你的根，灭你的文化。一个国家，要是连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传承都保不住了，那跟亡国有什么区别？ 所以，故宫必须迁！这个决定在当时可是顶着天大的压力。很多人反对，说“文物和土地一样，都不能丢，国亡，文物也得跟着亡”。这话听着有骨气，但仔细一想，有点不对味。人可以为国捐躯，土地丢了可以再打回来，可那些几千年传下来的宝贝，像是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翠玉白菜、毛公鼎，这些东西要是被毁了、被抢了，那可就真是永永远远地没了。 马衡院长和当时的一批有识之士力排众议，下定决心，必须得走。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文物大迁徙就开始了。从1933年开始，整整13427箱又64包，近百万件顶级国宝，被小心翼翼地打包，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南迁之路。 这路有多难走？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 最初是走水路和铁路，从北平到南京。可没安稳几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战火迅速蔓延。南京也待不住了，这批国宝只能继续往西跑，分成了三路，继续这趟看不到终点的“长征”。咱们开头说的那一幕，就是其中“中路”西迁队伍抵达重庆时的一个缩影。 中路这批文物，先是从南京坐船到汉口，再从汉口到长沙，计划在长沙建个新馆。结果湖南大学的图书馆刚建好，还没等文物住进去，日本人就打过来了，一把火，图书馆烧成了灰。没办法，继续跑！下一站，贵阳。 从长沙到贵阳，那路况，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噩梦。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公路，很多都是盘山小道，汽车根本过不去。怎么办？只能靠最原始的办法：人背、马驮、牛车拉。 那个画面：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像是故宫博物院的庄尚严、那志良这些专家，他们脱下长衫，换上粗布衣，跟着当地的民工一起，把装着国宝的箱子，一个一个往牛车上搬，往马背上捆。那些平时拿惯了毛笔、放大镜的手，现在磨出了厚厚的血泡和老茧。 路遇土匪，他们要拿命去搏；碰上日本飞机轰炸，他们第一反应就是用自己的身体去当盾牌，护住那些箱子。据后来押运的亲历者回忆，有一次，车队正在山路上走，日本飞机来了，一颗炸弹就落在离车队不到50米的地方，炸了个大坑。所有人都吓傻了，可回过神来，第一件事就是冲回去检查箱子有没有受损。 他们心里就一个念头：人在，文物在。人在，文脉就在。 所以，当1938年那个凌晨，重庆的巡逻士兵看到这群奇怪的“赶牛人”时，他们看到的是一群用生命在守护民族血脉的英雄。那些牛车，走得慢，走得稳，一步一个脚印，车轮滚滚，碾过泥泞和崎岖，承载的是一个文明古国五千年的荣光与尊严。 这群“赶牛人”，实际上是押运国宝的工作人员和协助运输的普通百姓。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凌晨行动，就是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为了尽可能地确保安全。他们看起来不起眼，甚至有些“鬼鬼祟祟”，但他们正在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些国宝在重庆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又转移到了更安全的四川乐山、峨眉等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南迁西迁的故宫文物，跋涉数万公里，穿越大半个中国，历经十六年，最终的结果堪称奇迹：近百万件文物，几乎无一损毁，无一丢失。 支撑这群人走下去的，到底是什么？ 肯定不是钱，当时他们很多人连工资都发不出来。肯定也不是什么功名利禄，兵荒马乱的年代，谁也不知道有没有明天。 我想，那是一种根植于我们骨子里的东西，叫“文化认同”。我们这个民族，无论走到哪里，无论遭遇多大的苦难，总有一批人，会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去爱护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字，我们的艺术。 因为他们知道，只要这些东西还在，我们的精神就不会倒，我们的根就不会断。 这趟“文化长征”，不仅仅是把一堆瓶瓶罐罐、字画古籍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它的意义，远比这深刻。它是在告诉全世界，也是在告诉我们自己：侵略者可以摧毁我们的城市，可以屠杀我们的同胞，但他们永远无法摧毁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和精神脊梁。 今天，我们能安然地站在故宫里，欣赏那些巧夺天工的珍宝，我们真的应该感谢80多年前，那些在烽火中逆行的“赶牛人”。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我们守护住了文明的火种。这，才是我们这个民族，面对任何灾难都能屹立不倒的真正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