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近日发出严厉警告，若会员国继续拖欠会费，联合国将不得不裁员2681人，并将2026年预算削减15%。 要说欠会费，那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数据显示，美国作为联合国常规预算的最大分摊国，目前拖欠会费已超过30亿美元，今年仅缴纳了应摊款的6%。 这种长期拖欠行为直接导致联合国现金流的严重紧张，要知道，联合国约三成的常规预算原本应该来自美国，这种结构性依赖在最大缴费国持续欠费时，就变成了整个组织运转的致命弱点。 话说回来，美国的欠费行为绝非简单的财政问题。从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开始，到如今国会两党在对外支出上的持续僵持，拖欠联合国会费已经成为美国表达其政治立场的一种工具。 这种做法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性多边主义”，只参与符合其即时利益的多边合作，而将国际组织当作可以随意施压的外交杠杆。 这场财政危机的直接影响已经开始显现，联合国可能被迫削减在也门、加沙和萨赫勒地区的人道主义项目，这些项目原本为世界上最脆弱的群体提供着生命线。 当大国在会议桌上博弈时，那些依赖联合国粮食援助的饥民、急需庇护所的难民，却成了最无辜的牺牲品。 观察联合国的财政结构，可以发现一个奇特现象：现行会费分摊机制仍然基于1945年的全球经济格局。 这就造成了一个明显的不平衡，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已大幅提升，但在联合国预算中的分摊比例却未能同步调整。 中国目前承担15.25%的会费，成为第二大出资国，这一数字虽然较过去有显著提高，但仍未完全反映其全球经济份额。 联合国的财政困境某种程度上像是国际版的“公地悲剧”所有成员国都希望从联合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中受益，却很少有国家愿意足额及时地支付相应费用。 美国作为联合国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其国际影响力、美元霸权地位都离不开联合国奠定的国际秩序基础，却在“搭便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解决这一危机需要多管齐下。革新财政机制是当务之急，或许可以考虑发行“联合国债券”、开征数字服务税等创新融资方式，减轻对少数几个大国的过度依赖。 同时，建立会费缴纳的激励约束机制，让按时足额缴费的国家在决策中拥有更大话语权，这可能比单纯的道德劝说更为有效。 话说回来，联合国内部也需要推进“瘦身健体”改革，正如古特雷斯所言，精简机构、提升效率不应只是财政危机时的权宜之计，而应该成为常态化的改革方向。 将有限资源集中在和平建设、人道救援等核心职能上，或许能让联合国在财政紧缩时期仍能保持关键运作。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国际社会需要重塑对多边主义的共识，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人工智能治理等全球性挑战面前，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 联合国的财政健康不仅关乎一个国际组织的存续，更关系到全人类共同应对危机的能力。 这场危机也让我们看到，大国仍然在用19世纪的主权观念来应对21世纪的全球挑战。 当单边主义思潮回潮时，多边机构往往最先成为牺牲品。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从疫情大流行到气候危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联合国。 中国的角色在这场危机中显得尤为关键，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联合国体系中的责任与话语权同步增长。 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与推动多边主义之间找到平衡，为全球治理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案，将是对中国智慧和担当的重要考验。 话说回来，联合国的价值远不能仅用金钱来衡量，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对话平台，一套缓解冲突的安全阀，一种文明共识的象征。 当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等地缘政治热点持续升温时，联合国作为外交渠道和缓冲机制的价值更加凸显。 古特雷斯的警告不应被忽视，如果我们坐视联合国的财政状况持续恶化，最终失去的不仅是一个国际组织，更是人类集体应对危机的制度能力，当诺亚方舟开始漏水时，船上无人能够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