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哥 二哥生于1954年10月20日，刚好大我6岁。那年月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我的二哥 二哥生于1954年10月20日，刚好大我6岁。那年月谁的日子都不好过，缺吃少穿是常事。1958年各地开始大办钢铁（大跃进时期），甚至把各家的带铁的炊具都拿去炼钢（铁）了，饭也不用煮了，全部安排到乡政府食堂吃饭，每顿只有二两馒头+几根咸菜，每次二哥都吃不饱，嘴里怨气冲天念叨：二两二两二他✕的两！当时炼钢（铁）上的浮夸风可谓登峰造极：四处放卫星，一个比一个高。1959年后各地遭遇连续干旱与洪涝，加上“大跃进”政策失误，国家进入粮食极度短缺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时，公共食堂也办不下去了，只好化整为零各自回家度日。饥肠辘辘的二哥时常跑到庄稼地里去偷黄瓜、红苕、胡萝卜等充饥，一次被农户逮到，被问及哪里人后才知是拐弯亲戚，那个自称是三孃（三姨）的人亲自把二哥送了回来，外搭一袋红苕（约5斤），从此，本无来往的两家人也开始了走动。 二哥与街上的“冬瓜”、“黄三”同岁，一起于1961年开始上学。“三人组”从小学到初中都是“一霸”，没人敢惹，尤其爱戏弄农村来的同学或年轻漂亮的女老师，但除了捉弄人取笑外，还从来没有打伤过人。净做一些在纸上画一个王八悄悄贴到同学背上、在教室门上放置扫把，待老师推门进来扫把砸头等安“机器”的把戏。事发后，同学只能忍气吞声；老师则转给班主任老师全权处理。 初中二年级时，一名邻近街边的农村男同学因迟到，与正在上课的女数学老师发生口角，男同学仗着身强体壮上去就把老师摔在地下殴打，同学们见状无不面面相觑，不敢招惹这个“大汉”，只有“三人组”上去制服了打人的同学，把老师解救了出来。为此，他们第一次得到了学校的嘉奖。 1970年，二哥等“三人组”把聪明劲用错了地方，没有一个考上高中的。 回家待业小半年中，除了帮家里做饭，便开始对二胡、笛子感兴趣，慢慢自学起来。3个月后可以独立完成二胡独奏曲《红军哥哥回来了》和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 1971年，二哥回老家金鳌大队当知青。住在庙子的一间厢房里，没有电，只有点煤油灯，屋里除了一张老掉牙的黑黢黢的床以外，就是一个石桌子、一个灶台，米缸里没有一颗米，只有几斤苞谷米，地下堆了一点红苕，条件异常艰苦。每天到坡上劳作出满勤能挣6分，也没有看到换回来什么。 这样的日子一干就是五年。其间，有招兵、招工的机会，都因队长举报二哥偷过生产队的高粱和老百姓的鸡而夭折。其实，队长的举报也停留在怀疑层面上，并没有真凭实据，二哥对此也不置可否。我推断，在那个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年月，二哥很可能会干这样的事，所谓饥寒起盗心矣！ 1976年，经大队书记做工作，队长再没有“生是非”，二哥也顺利的被招到中石油重庆某油库工作。由于二哥“”吹拉弹唱跳”样样会，加之人也长得帅气，成了单位文艺演出的台柱子，也受到多位女同事追捧。最后被家住解放碑的一名女同事拿下，组成了家庭。婚后育有一女，自幼天资聪颖、乖巧懂事、从小学到大学，二哥除了经济负担，没有实际管理一天，有空就打牌、喝酒、吹笛子、拉二胡、肩扛三洋录音机、穿着喇叭裤四处跳迪斯科。久而久之，二嫂忍无可忍，在女儿大约10岁那年就离婚了。 离婚后母女俩搬到解放碑来龙号住了，空留二哥一人居住，耐不住孤灯清影，便把在舞厅结识的一个女人带回了家。由于感情不和又迅速离婚，连自己的房子也搞丢了，只有住进单身宿舍。 1985年，父亲给我们三兄弟每人赠送一个黄金方戒。后来，大哥用来给大嫂打了一根项链，二哥说：爬电杆（电工）时戒指掉到水田里了（大概率是赌掉了），只有我那一只戒指还是原版。 2000年，二哥内退了。有两个选项：一是一次性买断工龄，大约10万元；二是待60岁后拿退休金。当时，二哥很想拿10万元去买车跑出租，急得母亲跳脚，责成我亲自去跑一趟，阻止他一次性与单位了结。 当时如果没有把他的想法拍死在萌芽中，就没有每月拿着5900元退休金的今天。 内退后，二哥每月退休金1200元，勉强能度日。拿着微薄的收入直接去西彭跟父母居住了。 这期间，他时常出没于各个舞厅，由于其高超的舞技（擅长华尔兹与迪斯科），时而优雅时而奔放，收获了不少女人羡慕的目光。不久便结识一个女友。之后，正大光明的住在一起了。 2002年，我买了一套153平方米的商品房，把父母接到我处居住。二哥把西彭的女友了断，也跟着下来在我处或大哥处轮流住着。 还是原来熟悉的配方，二哥又在大渡口区一个舞厅结识一个有儿子的女友，并搬到她的公租房居住，结束了在两兄弟之间打游击（居住）的历史，相处至今。 2022年（父亲走后7年、母亲走后第二年），二哥查出身患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等疾病，多年嗜酒如命、“吹拉弹唱跳”的爱好与兄弟间的往来一同戒了，甚至，我与大哥的电话都被拉黑了。这种拉开的“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令人唏嘘，让人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兄弟还不如露水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