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哥 大哥生于1952年10月6日，大我8岁，大二哥2岁。当时，父亲在街上

我的大哥 大哥生于1952年10月6日，大我8岁，大二哥2岁。当时，父亲在街上信用社（现农商行）工作，属于创立者、元老级人物；母亲则在老家金鳌村务农，两地相距6公里，步行一个小时左右。父亲，几乎每天走路上下班，路上就要耽误2个多小时。 大哥出生后，全靠伯伯、伯妈（两隔壁）照顾。母亲身患肺结核，一边吃中药，一边还要带孩子、做农活、编草鞋（拿到镇上卖点盐巴钱），根本顾不过来，坡上的事几乎都是伯伯、伯妈代为操劳了。 1955年，父亲找到乡党委书记冷大华同志，要求照顾关系。于是，暂时将母亲安置在邮政代办所工作。大哥、二哥也随母亲到了街上，户口也改为城镇居民。 1958年，大哥上小学了。成绩几乎都维持在班上前3名。父母对他的学习从来没有过问，完全靠自觉。 8岁开始就为家里干活了：一是到5公里外的邱家山、石林等山上去捞松毛、拾干柴，放在背篓里背回家；二是到相距7公里的田坝去挑煤球；三是到≥1公里的场口去挑井水。由于长期肩挑背驮，又缺乏营养，大哥一直偏矮偏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出头椽子先遭烂”。 大哥生来老实、本分、懂事、听话，是父母的好帮手。1960年，我出生了，从2岁开始经常在夜里发高烧、抽搐（惊厥），乡卫生院束手无策，每次都是母亲“押着”大哥轮流抱着我走7公里的小路到田坝，再乘公交车到新桥医院（大多时候公交车处于收班状态，要走15公里的路程）看急诊。也怪，每次到这个医院我的病情就像被神仙之手拈了一般，很快就会好起来。 母亲时常给我讲：你大哥每次把你抱着或背着，看到他瘦小而又气喘吁吁的样子我也心痛，但也找不到其他办法，起码能给我换换手。 大哥平时少言寡语，但心智与察言观色的能力并不差。一次，大哥、二哥在街背后的关山坡搞建房游戏，因过于投入忘记了回家吃午饭。父亲找到他们时，大哥撒腿就跑，二哥却纹丝不动，结果被父亲扇了两耳光。事后，大哥问二哥为啥不跑，二哥回答：我看爸爸在笑，以为没事。 有时候差2岁的心智就要付出代价。 1965年，大哥考上了位于铜罐驿天主教堂边的“巴一中”，全班30多个同学只有大哥等3人考上，可见其含金量。但家与学校相距15公里，要步行3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只能住读。每周六上午回家，周日吃了午饭就要返校。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不少老师也作为“臭老九”被批斗，学校陷入瘫痪状态。大哥只读了两个学期（1年）初中便回家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葬送了大哥的前途。 1969年1月，在家待了2年多的大哥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到邻近街边的农村插队落户，生产队也分了一间知青房，但大哥基本还是吃住在家里。每天扛一个锄头去地里上班，全勤挣3.5分。大哥觉得工分太少，每天还要挤出时间去捡人畜粪便，一般一挑几十斤能换15个工分。这样，待生产队分东西的时候，不至于补钱。由此，人们经常看到街上一个挑着粪便的瘦小身影。公社（乡）开知青大会，分管王主任经常表扬大哥不怕脏、不怕累，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1970年2月，大哥因表现出色，经公社领导推荐，被重庆钢铁公司录用，相继做了木工、焊工，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一份子。后来，大哥申请调到位于西彭的西南铝加工厂（112），为的是夫妻团聚。 2002年，我买了一套四居室商品房，是大哥借给我10万元用于首付才得以启动的。我还他钱的时候也没有要利息，这一点是相当难得的。 2003年他在厂里找了一干人马，免费（只提供伙食）给我安装了水管、电线及开关，只有木工、漆工、泥水工是另请的师傅。 兄弟之间的感情除了血液作为纽带，就是相互投入、相互维护。 2010年，大哥在西彭卖了两套房，置换了位于九龙湾的一套120平方米的商品房。 2024年，大哥女儿看上了位于两江新区水土镇“万科”开发的“四季都会”学区房，入住可以读“西大附中”。为了女儿的愿望与外孙的前途着想，大哥忍痛以77万元的价格卖了已住14年的房子。这下，我与大哥家原本600米的距离便增加到48公里，相互的聚会也少了许多。 目前，大哥已73岁了，身上的病也钻出来了：美尔氏综合症、帕金森等时常折磨着他，偶尔要昏一阵子，吃饭夹菜也不利索（手抖），特别是黄豆、花生米之类的食物，只有用勺子才能送到嘴里。 人来到这个世界，所吃的苦要远大于所享的福。一生为兄弟着想、为子女着想，这就是我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