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一次大会上，杨显东鼓起勇气批评陈永贵，表明大寨的罩子必须要去掉，不然就会让农业发展受限制，此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因为大寨模式就连主席都推崇过... 1979年春，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杨显东针对陈永贵提出尖锐意见。当时陈永贵还是副总理，大寨模式在全国铺开，强调集体劳动改造山地，宣传昔阳县通过人力建水利和梯田，粮食亩产大幅增长。杨显东指出，这种模式的推广已成资源误配，必须剥离其框架，否则农业整体进步受阻。他的观点基于前一年组织近八百名代表考察昔阳大寨，实地发现山坡植被稀疏，玉米地虫害严重，农户生活仍旧困苦。测量显示实际产量远低于上报数据，土壤肥力持续下降。 考察中，杨显东记录到强行推广大寨做法忽略区域气候和土壤差异，修建梯田和深耕虽短期见效，但长期导致产量下滑和劳力加重。昔阳县从1967年至1979年，在陈永贵领导下完成农田水利工程九千三百三十处，新增改造耕地九点八万亩，但过程造成一千零四十人受伤，其中三百一十人死亡。粮食总产量增长一点八九倍，官方却虚报两点七亿斤，相当于实际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六。这些数字暴露了上报偏差，影响上级物资调配。杨显东强调，陈永贵已成为副总理，却不肯承认这些严重错误。 1973年秋季连续阴雨歉收，陈永贵刚进入政治局，下级层层上报虚假数字，实际一点三九亿斤上报为两点三九亿斤，多报一点亿斤，直接挤压饲料和口粮供应。从1974年至1977年，这种情况延续，五年累计多报两点七亿斤，偏差率达百分之二十四。杨显东还举其他省份例子，如某地模仿大寨炸山填河，因地质不适引发塌方，延误农时；另一县集体深耕后土壤盐碱化加剧，需多年治理。这些问题不限于昔阳，而是全国隐患，他主张农业推进应以土壤测试为先，匹配本地品种。 杨显东的发言引用自身棉花推广经验，早年改良棉种时，根据纬度划分试验区，调整播期和行距。大寨模式忽略这些，导致棉田虫害增多，纤维质量下降。他呼吁多下基层，亲测田亩，避免纸面指令。陈永贵辩称大寨经验经实践检验，杨显东坚持指出强制集体劳作浪费资源，不顾地方差异。 杨显东发言传开后，政协内部广泛讨论，高层启动对大寨的专项核查，揭露产量偏差和施工隐患。农业政策随之转向，突出区域适配和技术应用。陈永贵面临审查，1980年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81年开除党籍。杨显东继续在农业部工作，推动更多实地评估，专家队伍深入农田测试新品种，农户逐步掌握小型农具操作，生产环境优化。这些调整让农业从统一模式中解脱，产量开始基于科学路径回升。 晚年，杨显东把精力放在后备人才培养上。他担任授课导师，分享育种心得和田间教训，嘱咐青年学者多到乡村倾听需求。许多学员毕业后投身基层，带来技术注入。他的科学耕作原则融入改革框架，推动棉粮持续增产。1998年10月20日，杨显东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九十六岁。追悼会上，同志们缅怀他一生奉献农业，他的理念影响深远，后辈延续田间实践，推动现代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