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一直有两个俄罗斯，一个是莫斯科圣彼得堡为代表的2000万核心部分俄罗斯，另一个是非核心地带以少数民族，底层俄罗斯人为主的边缘俄罗斯。 彼得大帝的统治标志着俄罗斯从亚洲式专制向欧洲化转型的起点。他生于1672年，在莫斯科的宫廷环境中成长，那时国家仍为内陆封闭体，经济依赖农业，军事落后于西欧列强。1682年与兄长伊万五世共同登基后，实际权力落入姐姐索菲亚手中，直至1689年通过近卫军政变夺权。彼得随即启动一系列改革，旨在强化中央集权和现代化进程。1697年，他率使团西访荷兰和英国，亲身学习造船与军工技术，回国后强制推行西方服饰和习俗，贵族须剃须换装，此举虽遭抵触，却奠定文化转向基础。1700年爆发的北方战争针对瑞典，历时21年，至1721年以俄罗斯获胜告终，波尔塔瓦战役成为转折，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包括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部分领土。这些胜利源于彼得建立的常备军和海军，引入西方训练法，行政上设立参议院和部委，取代旧贵族会议。经济上，推动工厂兴建和贸易扩张，税收激增支持战争，但也加重民众负担，导致巴什基尔等地的起义。领土扩张向黑海和西伯利亚延伸，1721年彼得自封皇帝，建立俄罗斯帝国。1725年其去世，留下的遗产是更集权的国家框架，却也放大核心与边缘的分化，莫斯科和新兴圣彼得堡吸纳精英，外围地区提供人力与资源。 沙俄时代，这种核心-边缘格局进一步固化。核心区主要指欧洲俄罗斯部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集中权力、财富和人口，约占全国20%，贵族与官员云集，教育发达，贸易繁荣。大学和书院林立，输出官僚体系，港口连接欧洲，输入技术与商品。外围则涵盖乌拉尔以东广大区域，由哥萨克征服，居民多为鞑靼人、巴什基尔人等少数民族，从事毛皮和矿产开采。行政上设总督区，税收和兵役负担沉重，这些地区充当帝国缓冲带，扩张时首当其冲。核心受益于外围资源流入，如西伯利亚的金矿和中亚的棉花，经加工后增值回流。工业化起步于核心，纺织厂和钢铁厂多设于莫斯科周边，劳动力从边缘征调。社会流动性低，底层俄罗斯人多流向外围劳作，少数民族自治有限，实际受中央遥控。沙俄后期，铁路网优先连接核心与港口，外围线路稀疏，发展滞后。这种不均衡源于帝国逻辑：核心作为决策中枢，边缘作为原料供应和防御前线，人口结构上，核心俄罗斯人占优，外围少数民族比例高达40%以上，文化与经济脱节加剧。 苏联时期，这种二元结构以另一种形式延续。莫斯科作为政治经济中心，推动五年计划下的工业化，地铁和重工业基地迅速建成，核心区人口享受相对优渥条件。外围共和国如哈萨克斯坦和布里亚特，被纳入计划经济体系，集体农场生产粮食和原料，上缴中央。少数民族获自治共和国地位，名义上享有文化自治，但实际决策权在莫斯科，干部选拔受党控制。军队征兵偏向外围青年，训练营设于偏远地带，提供就业机会却也抽干人力资源。工业布局上，核心专注高科技和消费品，外围承担原材料提取，如西伯利亚的石油和中亚的天然气。教育和医疗资源倾斜核心，大学招生名额多分配给莫斯科学生，外围学校设施简陋。人口迁移政策鼓励俄罗斯人向核心流动，少数民族留在原地劳作。这种模式虽促进整体工业化，但强化了依赖关系，外围GDP贡献大，却分得少，贫困率居高不下。到苏联解体，核心区人均收入是外围两倍以上，基础设施差距拉大，公路和电力网覆盖核心更密。 现代俄罗斯继承了这一遗产，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仍是核心，约2000万人口，GDP占比过半，高楼林立，商业活跃，平均收入达全国1.5倍。金融和服务业发达，居民受益于教育和就业机会，地铁和机场高效运转。外围地带如图瓦、车臣和布里亚特，依赖资源开采，失业率高，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达30%。政府投资优先核心基础设施，如莫斯科环路扩建和圣彼得堡港升级，外围公路破败，铁路老化。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留较好，但经济上边缘化，年轻人外出务工常见。联邦预算分配中，核心获60%资金，用于科技园区和文化项目，外围多用于资源开发，却少见增值产业。人口流动加剧，核心吸引人才，外围流失劳动力，少数民族比例在军队中偏高。这种分化根植历史，彼得的集权模式演变为今日联邦制，中央掌控税收和安全，地方自治有限。经济数据表明，核心区创新指数全国领先，外围依赖出口原材料，波动性大，受全球油价影响深。 社会后果上，这种格局导致信任缺失和不稳定。核心区社会保障完善，养老和医疗覆盖率高，居民预期寿命达75岁；外围少数民族地区仅60岁左右，基础设施落后，疫情期间疫苗分配滞后。教育差距拉大，核心大学入学率40%，外围不足20%，人才外流循环。文化上，核心推广俄罗斯正统，外围少数民族语言学校减少，身份认同冲突频发，如车臣的分离主义遗留。经济不均引发抗议，外围罢工和游行偶发，但镇压迅速。国际观察认为，这种二元结构削弱国家凝聚力，改革呼声高，却难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