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新四军团长汤景延叛变，打死3名新四军战士后，带着600多人投靠日军，有人建议杀了他，粟裕却说：“谁也不许动他！” 这话传到新四军总部，整个营区都炸了。老兵们红着眼眶拍桌子，年轻战士攥着枪杆骂叛徒，谁都没法接受这个事实——汤景延不是新兵蛋子，他是抗战爆发就拉起队伍抗日的老骨干。 1940年带着游击总队投奔新四军，一手把通海自卫团练得能打硬仗，这支部队的战斗力在当地有口皆碑，乡亲们都认可汤景延的带兵能力。这样的人怎么会叛变？更别提还“打死3名战友”，这简直是往所有人心口捅刀子。 没人知道，粟裕这句禁令背后，是经中共华中局和苏中区党委共同批准的惊天险棋。1943年的苏中四分区，正被日伪1.6万兵力围堵“清乡”，通海地区连通大江南北根据地，是物资转运和人员往来的关键通道，一旦失守，新四军的南北联络就会彻底中断。 汤景延早就把汪伪特工姜颂平的劝降消息逐级上报，粟裕结合反“清乡”局势，当即拍板让他整团诈降，走“白皮红心”的潜伏路线，这种整建制部队打入敌营的操作，在我军历史上尚无先例，每一步都踩着刀尖。 为了让戏演得逼真，4月16日深夜，汤景延在姜灶港特意布置了一场假战斗。枪声震彻夜空，倒下的“战士”其实是一名罪大恶极的在押叛徒，用一个叛徒的命换取日伪的信任，汤景延心里比谁都沉重，却只能硬着头皮往下演。 这支部队是精心整合的力量——崇明警卫团并入通海自卫团后，总人数达到630人，所有成员都经过严格政审，还调进30名党员干部秘密建立党支部，顾复生以政委身份暗中统筹，确保部队始终听党指挥。 汤景延一“投诚”，就按计划扮演起贪图富贵的模样。在海门茅镇设立团部，大家私下叫“汤公馆”，他每天衣装笔挺头发梳得光亮，摆饭局、设赌局拉拢敌伪头目，很快就给敌人留下“识时务、够义气”的印象。 他两次受邀前往苏州会见汪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特意准备了一块手表作为礼物，靠着滴水不漏的演技，成功骗得少将军衔，还拿到5000元伪币犒赏，这些钱后来全被他用来打点关系、搜集情报。 日伪的“清乡”计划、兵力部署、据点分布，全被他在酒桌牌局上不动声色套取，再通过秘密电台连夜传给新四军；敌人让他参与“清乡”，他就提前给根据地报信，实在躲不开就朝天开枪，偶尔还借机朝前面的日军放冷枪。 为了打破日伪的经济封锁，汤景延开办了“协记公行”，在多个港口设立分行，表面上贩运粮棉、日用品，实则偷偷把军火、西药这些禁运物资送进根据地，还借着商行的掩护，护送了不少我方干部安全过境。 潜伏路上危机四伏，5月的“点编”危机差点让计划败露。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命令部队集中海门接受检验，实则想借机缴械，汤景延拍着桌子硬顶伪官，又用红包买通检验人员，把重机枪和电台藏在运货船舱里，才勉强蒙混过关。 后来敌人还是起了疑心，6月将部队番号改为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保安司令部第二教导大队，又下令调往南通城“整训”，8月底更是将部队分散驻扎在100多公里内的十几个集镇，夹在敌伪部队中间实行联防监视。 面对分割监视，汤景延早有准备，他和战士们约定秘密联络暗号，就算驻地分散，指挥体系也没断，反而借着“联防”的便利，摸清了更多敌伪据点的布防细节。 1943年9月，反“清乡”斗争胜利在望，潜伏了167天的汤景延接到了归队命令。29日夜，他借着连队军官结婚的名义摆宴，把金沙特工组组长翟光耀等伪特头目请来饮酒打牌，借口上厕所发出信号，当场击毙3名特务，各驻地战士同时响应暴动。 30日清晨，630名战士一个不少地回到了根据地，清点装备时发现，不仅原有武器完好无损，还多缴了1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百余支步枪和10万多发子弹，连敌人“免费供应”的被服都带了回来。 直到这时，战友们才知道汤景延承受了多少委屈，潜伏期间，战士们出门不敢表明身份，家里人被乡亲们戳脊梁骨骂“汉奸家属”，汤景延自己更是顶着“叛徒”的骂名，在敌营里步步为营。 更让人敬佩的是，1948年汤景延在苏浙边区开展游击斗争时，因叛徒出卖不幸被俘，面对敌人的百般酷刑，他始终宁死不屈，临刑前还面带微笑蔑视敌人，用生命践行了对党的忠诚。 粟裕的远见卓识，加上汤景延和全体战士的忍辱负重，造就了这场抗战史上罕见的“木马计”。真正的忠诚从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明知会被误解、会遭唾骂，仍愿为民族大义赌上名誉和性命。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