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学者的中国观：唯利是图、气质文弱、善于虚言、民风败坏。 他们是怎么一步步看不起中国的，先是尊孔讲礼，后来一句“民风败坏”满天飞，日本近代知识界这一段蔑华的转向，文人开路，报纸开声，课堂跟上，军队落地，甲午仗打完，南京城成废墟，线索都在纸面上能看到。 江户那会儿，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不一样，武士读四书五经，讲孔孟之道，儒学是官学，文人把汉学当底子，不懂汉学不配称人这话有人挂在嘴边，清朝里子已经烂，外面那层还硬着，面子还在，国土摆在那，明治维新之前，东亚这张桌子上，老大哥的椅子还稳。 鸦片战争的信息传过海峡，失败是失败，日本人没把这当镜子看，甲午才是拐点，日本一脚踢过去，中国摔倒，书房里的光环破了，学者不再翻中庸大学，开始翻人的脾气和秉性，民族性三个字站到了案头。 德富苏峰先说话，这人当过贵族院议员，办报出书，明治政府跟他熟，他的判断很直，框架也完整，他把中国人归纳成唯利一类，仁义礼智是壳，父子之情、家国大义，遇到利字就让路，他甚至丢了个法子，说要读中国人，试着把论语倒着读，子曰忠信礼义是拿来改的，说明这些东西正是短板，他观察到遇利动作快，平时懒散冷淡，事来了像换了人，这套看法不是他一个人在写，整代人里不少人点头。 宇野哲人那边也接着说，他是哲学家，后来自民党有人拿他的理论，他把家族主义拆开，看里面的动机，说这是利己的捆绑，靠血缘把自己的利益做大，连孝顺都被理解成一种投入和回报，这些话被学界吸收，课本里藏进去，孩子们读起来不觉得奇怪。 文弱这个词贴上来，德富继续，他说从皇帝到平民都重文轻武，打仗只会摆场面，几十万大军能打的不多，他提一个细节，中国人爱吵，不爱动手，打仗也像这样，旗号很响，先去找人谈，战争像戏剧，场面要足，效果不紧，桑原骘藏也写到这一层，中国对战争没有尊重也没有准备，自卫战都拘着，军校拿清军的失败上课，义和团的虎皮披风大旗子，是看着厉害，真打一枪就散，他们把文弱总结成一种文化里的病，不愿牺牲，不愿硬碰硬。 还有一路人盯着“说话”，中野孤山的游记里写成都的事情，街边小贩会几句客套，把人说得不好意思砍价，遇到他是老师，摊主直接笔谈写久仰大名，称他大教习，价格就不好开了，他说中国人说话像唱戏，不带脾气，不伤面子，套路却一直在走，日本的交往习惯直一点，话是话，利是利，虚词不多，这套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路数，被他们叫成虚言之道，有人把它上升到欺诈的词，宇野哲人把语言也拉进来，说汉语有音乐性，有唱高调的优势，在谈判和谋利里有一种压人效果，时间久了，日本人对这种高情商变成了警惕。 更重的评价从实地跑的人来，军人和记者写的东西直接，小室信介在中国两个月后写下民风败坏这句，列了贪财、卖国、不知羞耻的见闻，他翻历史，说通敌者不少，像不当回事，高桥谦把各省按自己的印象贴标签，江苏狡，安徽也狡，湖南顽但也狡，四川男女不拘，勇敢又轻浮，广东卖淫成风，女性不以为意，这些话不是社会调查的量表，是偏见的清单。 德富苏峰还列了三件好物，鸦片、赌博、肉欲，他自己去看上海一家报社，写到编辑下午三点就在办公室吸烟枪，他把这些摆在文章里，读者看完得到一个结论，这个国家不该站在现代国家的队伍里，这些笔记和评论不只为表达，它们铺了一条路，把文化蔑视变成政策的底层理由。 尾声要把线收一收，从唯利的框架，到语言里的软骨，再到民风的标签，这一套拼成闭环，官方、媒体、课堂互相喂养，后来打仗、烧城、杀人，用的不是临时起意，是纸面上堆出来的逻辑，这些文字在历史的废墟边上看，像是给行动找一句话。 今天回头看，时代换了脸，日本不是当年的日本，中国也不是当年的中国，纸上的旧词还在，现实已经改了样，读书的人心里有数，历史能解释一些事，也不能解释全部，人走在现在，眼睛看向前面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