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下令刘安祺撤离青岛前炸毁重要设施，可刘安祺非但不执行，还对部下说：“谁要敢动炸药，我就毙了谁！” 两个月前，刘安祺刚被调任青岛兵团司令，那时华东战局已定，济南、徐州相继失守，青岛成了孤点。蒋介石命令他死守，必要时执行“焦土策略”。 刘安祺从重庆转机落地时，身上还带着一份写有“全炸、无商量”的密电。 但青岛他早来过。1938年他曾在日军压境时进入该城，从海边到四方机车厂走了整整三小时，那年他还只是个参谋。后来回重庆防空司令部任职，他目睹了日军空袭下的市区废墟，八年间的哭喊与焦土他记得清清楚楚。 青岛不是战场，是百姓的生计。他站在警备司令部的阳台上，看着四方厂的烟囱仍在吐白气，电厂工人换班不停。 他知道，这些设施一旦炸毁，留下的将是十万人的断炊。 刘安祺的应对非常“正统”：先向南京复电称“需全面清点、炸药集中调配，预计三日后完成”。实际却命令工兵把炸药全部封入老旧仓库，派警卫营把守，夜里亲自巡哨。 他召集厂区负责人，交代：藏好设备，运走可移动部件，绝不允许哄抢。 张公制是本地知名民主人士，听说刘安祺“有意保城”，隔天就上门。两人初次见面，张公制摊开旧青岛空袭照片说：“我们不能再毁一次。”刘安祺没表态，起身送他时只说：“老先生再来，我请喝茶。” 随后三日，爆破队表面调动，实则改派去港口周边“布防”。军统特务曾质问刘安祺为何迟迟未爆，他摆出作战地图说：“路线未清，盲炸反伤己军。”对方未敢追问。 期间四方机车厂厂长数次登门，求保机器，刘安祺只说：“你们把机床锁好，等我命令再动。” 5月末，青岛外围崩溃，刘安祺清楚大势已去。他命部队组织有序撤离，严令不得破坏居民区，不准动一处公用设施。 撤离那夜，他绕道去了一趟机车厂，看着工人逐个锁机床，厂长红着眼说：“刘司令，我们工人欠你一辈子。” 6月2日拂晓，他带最后一批部队登舰离港。 站在甲板望着未被炸毁的起重机与完好码头，他知道，这是他从军以来最艰难的一次“战斗”，不是打仗，是扛住命令，也扛住骂名。 回到台湾，蒋介石召见他时异常愤怒，在士林官邸破口大骂。 蒋介石气不过，却也无法否定他在青岛带出五万部队、保住大批海军装备，还安置了数百名技术员。最终对他“记大过一次”，算作惩戒。 刘安祺的决定，没有换来功勋章，也没列入教材。但青岛得以完好进入新政权手中，四方机车厂复工、电厂重启，城市没断气。 他没拿枪开火，却守住了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