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北。 法庭上，她拿起笔，写遗言。 整个世界都静了。 你敢想吗？外面是决定你生死的敌人，是冰冷的宣判，而她，一个叫朱枫的女人，只是平静地写着家书。 那不是演戏，不是电影里为了拖延时间设计的桥段。 那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点温度。 然后，就是马场町刑场。 一声枪响？不，是六声。 我有时候会想，到底是什么样的恨，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恐惧，让他们对着一个女人，连开六枪。 他们怕的，恐怕不是这个人。 而是她坦然赴死时，眼睛里的光。 我们今天总把“信仰”这个词挂在嘴边。 什么是我爱豆，什么是我的信仰，什么是我的精神支柱。 太轻了。 真的，太轻了。 看看她。看看那个年代的一群人。 那才叫信仰。 一种能让你在枪口下，还能想着写完最后一封信的笃定。 一种能让你把命，是真真正正的命，押上去的东西。 “革命永葆青春”。 以前听着像句口号，今天再看朱枫的故事，才明白。 青春不是指年龄，是指那种为了理想，烧得最旺最亮，连死亡都烧不尽的热血。 那股劲儿，才是我们这群和平年代的后辈，最该继承的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