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7日，荷兰经济大臣卡雷曼斯在议会听证会上承认，自己对中方在安世半导体事件中的反制措施感到“措手不及”，他的决策被议员们批评为“鲁莽”“草率”且“外行”。 这件事情的问题出在荷兰对全球供应链的认知错位上。安世半导体总部虽在荷兰，但70%的芯片封测产能在中国东莞——这是芯片从“硅片”变成“能用的零件”的最后一步。 卡雷曼斯团队的风险评估里，可能预设了中国会在技术转移、资金流动等层面反击，唯独没料到中国直接卡住了封测出口。 他们习惯了用“出口管制”当西方的单边武器，却忘了在产业链深度绑定的今天，任何环节的阻断都是双向的。就像东莞工厂负责人说的：“欧洲设计的芯片再精密，没经过我们测试封装，就是堆废铁。” 中国10月4日宣布出口管制，荷兰议会10月14日才收到通知，整整十天里欧洲车企急得跳脚。大众、本田的生产线因为缺几颗几块钱的基础芯片停摆，这种“小事酿成大祸”的荒诞，恰恰暴露了荷兰决策的封闭性。 卡雷曼斯在听证会上反复辩解“评估过所有可能”，但他的“可能”里显然没有“中国用供应链现实反制”这一项。荷兰官员的认知还停留在“中国依赖欧洲技术”的旧剧本里，却忽略了安世半导体的全球布局早已不是“荷兰设计-中国代工”的简单模式。 东莞工厂不仅服务中国，更支撑着欧洲40%的汽车芯片需求，这种深度嵌入的共生关系，让任何单方面的“脱钩”都变成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闹剧。 另一个误判来自对规则的双标理解。荷兰搬出冷战法律干预企业时，声称是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但中国依据国际贸易规则实施对等反制时，他们却大呼“意外”。这种思维的本质，是习惯了“西方制定规则、他国遵守”的傲慢。 当卡雷曼斯说“没想到中国会用出口管制切断商业供应”时，他可能没意识到，正是荷兰先用行政手段破坏了商业规则，才逼得中国不得不亮剑。 这场危机的深层矛盾，在于欧洲部分政客的“去风险”幻想。他们一边喊着减少对华依赖，一边选择性忽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实际权重。安世半导体的案例证明，在汽车、电子等领域，中国早已不是“可替代的加工车间”，而是掌握关键节点的核心玩家。 荷兰政府闭门造车的决策，不仅让自己陷入被动，更让欧洲车企成了“替罪羊”——大众、本田的损失账单，最终都得算在决策失误的头上。 现在回头看，卡雷曼斯的“措手不及”其实早有预兆。今年初，德国经济部曾警告“过度依赖单边措施可能引发供应链反噬”，但荷兰政府显然没把盟友的提醒当回事。 当中国11月恢复部分芯片出口时，荷兰不得不暂停干预令作为“外交姿态”，这种“先动手后妥协”的戏码，把决策的草率性暴露无遗。 议员们质问“为什么不提前沟通”时，卡雷曼斯的回答“怕走漏风声”，恰恰说明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平等对话。 这场风波最值得深思的，是全球产业链的“蝴蝶效应”。一颗几毫米的芯片，串联起荷兰的设计、中国的制造、德国的汽车厂和日本的组装线。任何一环的政治化操作，最终都会变成砸向自己脚的石头。 卡雷曼斯的教训，不仅是给荷兰的，更是给所有试图用“脱钩”搞对抗的国家——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单边主义的剑，终将砍向自己的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