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4年，康熙的皇长子胤褆被囚禁26年后，63岁病逝，留下二十九个孩子。雍正得知后，冷冷地说了一句：“大阿哥可真行，被关了这么多年，啥事不干，就知道生孩子！” 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像一张密网，而胤褆是最早被网住的那只鸟。作为实际上的皇长子，他的母亲惠妃那拉氏只是庶妃，这道身份的鸿沟，让他即便十九岁就随裕亲王福全出征噶尔丹、后来获封直郡王，也始终够不到太子胤礽的位置。高墙圈禁前，他的府邸里曾陈列着出征时的弓箭——那是他离权力最近时的念想，后来却只能在同一屋檐下，听着婴儿的啼哭代替弓弦的震颤。 四十七年的那个秋天，一切戛然而止。太子第二次被废，胤褆以为等到了机会，却在看管胤礽时露出了马脚——他私下劝康熙“诛太子”，还找来术士张明德看相，说他人有帝王命。这些话像火星落进油锅，康熙怒喝“乱臣贼子”，当场革去他的爵位，命人在直郡王府四周筑起高墙，门外设八旗兵日夜看守。 刚被关进去的日子，胤褆总在墙上划刻痕迹，算着外面的时辰。他能听到街上传来的市集声，却摸不到那扇紧闭的大门；能想起自己曾代康熙巡视河道、管理旗务时的意气风发，转头却只能对着空荡荡的厅堂。政治野心被生生掐断后，日子像一潭死水，直到第一个孩子在圈禁中降生——或许是无意识的选择，或许是制度使然，内务府按例供应着妻妾的份例，稳婆、奶妈、药材一样不少，他突然找到了填满时间的方式。 孩子一个接一个来，宗人府的名册上，胤褆的子嗣记录越来越长。康熙在世时，这份记录只是宗室丁口的寻常一笔；可康熙六十一年冬天，雍正坐在养心殿的御座上，再看到内务府递上来的丁口折子，眼神就变了。彼时雍正正忙着清算八爷党，胤禩、胤禟被削宗夺爵，幽禁至死，胤禵也被圈在景山寿皇殿，唯独这个大哥，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成了“废棋”。 但这“废棋”偏要在棋盘外落子。雍正批折子的朱笔划过“胤褆第六子弘晗”“第七女县君”的字样时，嘴角总忍不住撇一下——他不是气胤禔有威胁，而是气这人把“圈禁”过成了“另一种日子”。清朝宗室制度对圈禁者的待遇本就特殊，银米、布匹、仆役照发，甚至允许原有妻妾留在府中，这本是为了“皇家体面”，却成了胤禔的“生存土壤”。 有人说他是自暴自弃，可府里的老仆后来回忆，每次有孩子降生，胤禔都会亲自写一张生辰八字的帖子，藏在卧房的砖缝里。那帖子上的字迹，比他年轻时上奏折的笔锋还要工整。这算什么呢？是对权力的无声对抗，还是在极端处境下对“活着”最原始的诠释？ 短时间看，这二十九个孩子不过是宗人府名册上的数字，是雍正茶余饭后的笑谈；可放在更长的历史里，却成了观察清朝宗室制度的一扇窗——它既严苛到能将皇子终身圈禁，又“体面”到让其在高墙内延续血脉。而对胤禔自己来说，那些孩子的啼哭，或许是他对抗“被遗忘”的唯一方式。 雍正那句“啥事不干，就知道生孩子”像一根针，扎在康熙朝夺嫡旧事的囊袋上。可针孔里漏出来的，不只是胤褆的荒诞，还有一个王朝在制度与人性之间的微妙平衡。当高墙最终成为胤褆的坟墓时，他留在世上的二十九个孩子，正带着他的血脉，走进乾隆朝的晨曦里——那是他从未见过，却以另一种方式抵达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