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近67岁的王诗槐，气质儒雅，从未把风骨丢弃。 当同龄人享受天伦之乐时，他还在为特殊的家庭奔波，这份坚持到底值不值，怕是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1957年出生在安徽的书香门第，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从小家里就堆满了古籍。 本来想安安静静做个读书人，后来发现自己对舞台有莫名的向往。 18岁那年瞒着家人考进文工团，京剧、话剧、唱歌样样学，1米78的身高往台上一站，自带主角光环。 那时候文艺兵的日子苦是苦，但每天能摸剧本、练身段，心里踏实。 1977年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整个文工团都沸腾了。 表演系在安徽只招5个人，报名的却有5万多考生。 当时心里没底，白天要排练，晚上点着煤油灯复习，三个月瘦了15斤。 接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手抖得差点把信封撕烂，后来才知道自己是安徽考点的专业第一名。 上海戏剧学院1978级表演系藏龙卧虎，同学里最大的30岁，最小的才18岁，课堂上讨论《雷雨》能争到面红耳赤，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热血。 大二那年认识了比自己大三岁的张晓明，她是班里的才女，写得一手好剧本。 去油田慰问演出时天冷，她把棉袄让给我穿，那件带着樟脑味的军大衣，成了我们的定情信物。 1984年结婚时没办酒席，两个木箱拼一起就是新房，本来以为日子会这么简单幸福下去，1985年儿子王海平出生后，一切都变了。 孩子半岁时肺炎发烧，当地医院治疗不当，留下了智力障碍的后遗症，拿到诊断书那天，我在医院走廊坐了整整一夜。 1986年无奈之下办了离婚，张晓明后来成了大学教授，我们约定共同照顾孩子。 那时候接戏都得挑离家近的，早上五点起来给儿子喂饭、做康复训练，八点赶去片场，收工回来继续陪他做认知练习。 七年时间跑遍全国求医，积蓄花光了，连父母的退休金都搭了进去，有段时间甚至迷信改名字，把诗槐改成奕丁，希望能转运，现在想想挺可笑的。 那时候国内对智力障碍儿童的认知还很有限，学校不收，机构没有，孩子每天只能锁在家里，现在还记得他扒着窗户看别的小朋友玩耍的眼神。 演艺生涯最黄金的十年都耗在了家庭上。 1993年拍《诈骗犯》时，导演说我把反派演得让人心疼，其实那些隐忍和挣扎，都是从生活里偷来的体验。 片酬大部分都花在儿子的康复治疗上，最困难的时候，仲星火老师偷偷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他自己的积蓄，这份情到现在都记着。 2000年之后儿子情况稳定了些，才敢接外地的戏，在《月落长河》里演文人角色，导演说我身上有种沉淀下来的厚重感，他不知道那是十几年单亲父亲熬出来的。 50岁那年重逢了初恋王筠，她一直没结婚，知道我的情况后没犹豫就走进了这个家。 女儿出生那天，看着襁褓里小小的她，突然觉得生活又有了盼头。 现在儿子虽然还是需要照顾，但已经能简单交流，女儿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跟我成了校友。 周末一家人聚在一起，儿子会给大家表演在康复中心学的儿歌，女儿弹钢琴，王筠做饭，张晓明偶尔也会来看看孩子，这样的画面，以前想都不敢想。 这几年很少接戏了，更多时间用来陪家人和参加文化访谈。 有人问我会不会觉得遗憾，看着同龄人拿奖拿到手软，心里不是没有波澜。 但每次给儿子擦脸，看他露出傻傻的笑容，就觉得什么都值了。 去年参加《我的前辈我的戏》节目，聊起表演，我说角色是生命体验的延续，台下掌声雷动，可只有自己知道，这句话里藏着多少故事。 如今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练书法、读古籍，这习惯从年轻时保持到现在。 书架上那本翻烂的《唐诗宋词选》，扉页上有父亲当年写的守正笃实，现在终于明白这四个字的分量。 苦难不是用来炫耀的资本，它就像土壤，让生命的根扎得更深。 67岁再回头看，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坎，其实都是成长的勋章。 王诗槐的故事，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时代变迁中普通人的坚持。 从恢复高考的幸运儿到特殊家庭的守护者，他用半生诠释了风骨二字的含义。 在这个追求流量的时代，这样的演员或许不够耀眼，却足够真实。 他的人生告诉我们，真正的从容，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经风雨后的通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