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律师说她第一次给一个涉嫌受贿的副厅级干部进行辩护，这也是她职业生涯中辩护的最高级别的干部。踏进看守所的瞬间，她感觉面对这么高级别的干部，心里多少有点忐忑，从人上人到阶下囚，这个心理落差，肯定会在被告人的精神及面貌上反映出来，不知该如何打开话茬。 会见室的铁门在身后哐当关上时，她下意识攥紧了文件袋——指尖触到袋角被汗水浸出的软痕，这才惊觉自己比当事人更紧张。 四十八岁的男人坐在铁栏对面，本该是仕途黄金期的年纪，两鬓却像落满了霜，连额前的碎发都透着灰败。他没抬头，手指无意识摩挲着囚服袖口磨出的毛边，动作里带着一种与“副厅级”标签格格不入的局促。 “王局，”李律师清了清嗓子，习惯性用了对方过去的职务称呼，话音未落就见他肩膀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 “别叫那个了。”他终于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摩擦，“我认罪，全都认。李律师，你就告诉我，最快多久能判？看守所的日子……一天都熬不下去。” 这与她预想的“高官气场”截然不同——是权力光环褪去后的骤然失重，还是早已在铁窗内磨平了棱角？她见过太多试图翻供或推诿的嫌疑人，却第一次遇到急着给自己“定罪”的副厅级干部。 从主席台到审讯椅，不过百米距离，却足以让一个习惯了前呼后拥的人，在同监室嫌犯的鼾声里彻夜难眠。那些曾象征身份的“副厅级”标签，此刻成了司法程序里的“特殊标注”——案卷更厚，核查更细，连提审都要经过更复杂的审批流程。 “程序快不了，”李律师翻开案卷，指尖划过“省管干部”的标注，“你的案子牵涉面广，检察院需要时间固定证据，法院也得按规定走流程。” 他突然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焦躁，随即又黯淡下去：“我知道……就是觉得，每天跟那些偷鸡摸狗的关在一起，丢人。还不如早点去监狱，至少能清净点。” 李律师握着笔的手顿了顿。她原本准备了一整套沟通策略，预想过他可能的抵触、辩解，甚至是对“昔日地位”的隐晦提及，却没料到他最在意的，竟是“丢人”二字。 是幡然悔悟后的自我惩罚？还是权力崩塌后仅剩的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在作祟？她不敢妄断，只在笔录本上写下：“当事人认罪认罚态度良好，请求从宽处理。” 走出看守所时，阳光刺得她眯起了眼。身后铁门再次哐当作响，像极了那个副厅级干部人生的急刹车。 她想起他最后那句叹息：“要是当初能早点明白，坐在办公室里签的每一个字，都得用后半辈子来还就好了。” 而她，也终于明白，所谓“高级别干部”的辩护，难的从不是法律条文，而是如何面对——一个曾经站在权力顶端的人，在跌落尘埃后的真实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