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山东青岛一女子在参观山东博物馆时，指着一件青铜器惊呼道：“这东西和我家的碗好像是一套的，连花纹都差不多！”工作人员转头看去，女子所指的青铜器是一件没有盖子的“簋”，乃是西周晚期的文物，价值连城！ 西周时期青铜器代表了当时的社会礼制和工艺水平。颂簋作为典型礼器，出土于陕西宝鸡地区，早年流散民间。器身高30.1厘米，口径24.2厘米，底径17.5厘米，重7.6公斤。盖子直径24.2厘米，高9厘米，重2.4公斤。整体造型庄重，圈足设计稳固。纹饰以窃曲纹和垂鳞纹为主，这些图案在西周中后期常见，体现出青铜铸造的精细技艺。铭文位于器内底和盖内，内容相同，共122字，记录官员颂接受周王册封的过程。颂簋的发现补充了西周历史资料，特别是在官职任命和礼仪方面的记载。器物早年分离，簋身通过考古途径进入博物馆收藏，而盖子则辗转落入民间家庭。这样的分离在文物流散中并不罕见，许多青铜器因战乱或交易而分散。颂簋的铭文书法风格属于西周中后期，字迹清晰，结构严谨，为研究古文字提供了可靠样本。器物表面虽有绿锈，但整体保存良好，反映出青铜合金的耐久性。 张秀琳出生于1920年代青岛一个教育家庭，父亲是小学校长，家中注重文化传承。她从小接触书籍，长大后成为小学教师，教授语文和历史。丈夫丁明来自丁氏家族，清末时家族富裕，曾收藏古物。战乱导致家产流失，只剩少数物品，包括青铜盖子。丁氏家族在清末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古董，盖子作为传家物保存下来。1959年前，张秀琳夫妇将盖子用于日常米缸覆盖，不知其价值。张秀琳对历史感兴趣，常阅读相关书籍，这为她后来识别器物奠定基础。丁氏家族的衰落反映了时代变迁，许多旧家族在动荡中失去财富。盖子在家中存放多年，表面积累尘垢，但纹饰仍可辨认。张秀琳的教师身份让她有机会接触更多知识，她在工作中强调历史教育的重要性。丁明夫妇生活简朴，盖子融入平凡日子，成为家庭一部分。这样的背景让张秀琳在博物馆参观时产生联想。 1959年山东博物馆新馆在济南开张，展出大量青铜器。张秀琳从青岛前往参观，注意到一件无盖簋。簋身纹饰与家中盖子相似，她当场指出相似点。工作人员李明是研究员，负责文物整理。他听取描述后，安排专家次日赴青岛查看。专家确认盖子与簋匹配，属同一器物。颂簋铭文记载颂为官员，受周王任命，内容涉及册封仪式细节。器物分离可能源于清末分家或交易。专家比对纹饰和尺寸，得出结论。张秀琳夫妇决定捐赠盖子，认为属于国家财产。捐赠过程简单，博物馆接受后举办交接。颂簋完整后，提升了展出价值。事件传播后，引发公众对文物保护的关注。许多人开始检查自家旧物，类似发现增多。张秀琳的举动体现了普通人对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博物馆随后加强与民众互动，鼓励捐赠。 颂簋的完整对西周研究意义重大。铭文描述周王在宗周册封颂为内史，赐予弓矢和土地。内史一职负责王室文书和诏令，地位重要。颂簋的形制符合西周礼器规范，簋用于盛放黍稷等食物，在祭祀和宴飨中应用。西周青铜器多有铭文，颂簋的122字属于较长篇幅，提供历史事件细节。相比其他簋，颂簋的纹饰更注重对称和流动感。器物出土后，通过不同途径流通，簋身经考古队发掘，盖子则留在丁氏家族。1959年重聚，标志着文物保护的进步。博物馆收藏颂簋后，进行多次研究，发表论文分析铭文。颂簋成为镇馆之宝，列入国家一级文物。类似器物如何尊，也记录周王朝事件，颂簋与之相呼应。青铜器研究涉及冶炼技术和艺术风格，颂簋示例了范铸法应用。铭文书法显示金文演变过程，从早期粗犷到后期规范。 张秀琳捐赠后，继续教师工作。她的事迹在当地传播，学校同事知晓后，视作教育范例。丁明夫妇未求回报，生活保持低调。博物馆为颂簋制作说明牌，标注捐赠者信息。颂簋展出吸引学者和游客，研究者通过它探讨西周政治结构。器物完整性恢复后，便于整体分析，避免碎片化研究。西周晚期社会动荡，青铜器铸造减少，颂簋保存了珍贵信息。博物馆加强安保，颂簋置于恒温柜中。事件后，文物部门鼓励民间捐赠，政策支持鉴定和奖励。张秀琳晚年退休，居住青岛。颂簋的研究持续，近年数字化扫描提供新数据。器物纹饰的窃曲纹源自商周过渡期，垂鳞纹则流行于晚期。铭文中的地名和官职，帮助史学家校正古籍记录。颂簋的流通路径反映了文物市场的历史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