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一个昏暗的房间里，张子强的手下递上一份名单，兴奋地说：“大哥，下

1997年，香港一个昏暗的房间里，张子强的手下递上一份名单，兴奋地说：“大哥，下一个动霍家？”谁知张子强一巴掌扇过去：“动谁都不能动霍家！你有几个脑袋敢碰爱国商人？”一句话，让在场的小弟们全都吓傻了，这还是那个连首富都敢绑的“世纪悍匪”吗？   张子强不是普通的黑社会分子，他的犯罪轨迹折射出香港回归前夜特殊的社会生态。   这个被称为“世纪贼王”的悍匪，1991年抢劫启德机场运钞车1.7亿港元却能无罪释放，对着电视镜头比出“V”字手势，公然嘲弄香港司法制度。   1996年他绑架李嘉诚长子李泽钜勒索10.38亿，1997年又绑架郭炳湘勒索6亿，犯罪金额创下世界纪录。   但就是这个看似肆无忌惮的狂徒，心里却有一本清晰的账，哪些人可以碰，哪些人连想都不能想。   霍英东在张子强的名单上被划掉，绝非偶然，要理解这一点，得看看霍英东到底是怎样的人物。   他不是一般的富豪，而是有着“红色资本家”称号的特殊存在，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霍英东组织船队突破封锁，三年间夜以继日向内地运送战略物资。   这段经历不仅为他赢得了北京的信任，也让他成了港英政府的眼中钉，1964年港督戴麟趾上任后，对霍英东的企业处处打压，甚至通过断电断网等手段，强迫他将星光行大厦低价转让给英资公司。   霍英东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的财富积累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改革开放初期，他是第一个投资内地的香港企业家，建设了广州白天鹅宾馆等标志性项目。   他对中国体育事业的贡献更是无人能及，1974年推动中国重返亚洲足球联合会，为北京申奥奔走呼号，捐建英东游泳馆，这些行为塑造了他独特的身份定位——既是商人，又是与国家深度绑定的爱国者。   张子强不敢动霍英东，首先是个现实计算问题，霍英东与内地关系深厚，动了他就等于触动了国家利益。   张子强团伙能够横行香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香港法律没有死刑，但他心里清楚，一旦牵扯到内地，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1998年他在广东落网后被判处死刑，恰恰印证了这一判断，聪明的罪犯懂得评估风险，张子强明白，绑架普通富豪是刑事案件，绑架霍英东就可能升级为政治事件。   更深层次看，这是一种扭曲的“江湖尊重”，黑社会也有自己的价值判断，霍英东白手起家的奋斗经历，在某种程度上符合香港人敬佩的“狮子山精神”。   他从船工、苦力做起，靠勤奋和智慧成为亿万富翁，这种底层逆袭的故事，即使在社会边缘人群中也享有声望。   张子强自己出身贫寒，对靠真本事打拼出来的人，潜意识里存有几分敬意，这种复杂的心理，让他将霍英东区别于其他靠地产、金融发家的富豪。   香港回归前的社会结构很特殊，形成了某种微妙的平衡，1997年1月发生的宝勒巷卡拉OK纵火案，造成17人死亡，黑帮为争夺地盘肆意妄为。   在这种混乱中，各方势力都需要遵守一些不成文的规矩，霍英东的身份使他成为黑白两道都不敢轻易触碰的“禁区”——黑道忌惮他背后的力量，白道（港英政府）虽打压他却不敢彻底撕破脸，张子强划掉霍英东的名字，正是对这种潜规则的顺从。   霍英东的日常行事风格也降低了被盯上的风险，与其他富豪前呼后拥不同，他出门很少带保镖，生活相对低调。   这种反常的“不设防”，反而成为一种无形的保护，在香港江湖，过度张扬可能招来麻烦，但像霍英东这样身份特殊却举止平常的人，更容易让人望而却步，犯罪分子也会琢磨：他凭什么这么自信？背后肯定有不为人知的依仗。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看，张子强与霍英东代表了香港的两种命运轨迹，两人都出身贫寒，都经历了香港最艰难的岁月，却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张子强选择用暴力手段挑战社会规则，最终走上不归路，霍英东则在顺应时代潮流中实现人生价值，成为受尊重的爱国企业家，他们的故事，像是香港社会的两面镜子，照出了同一个起点可能导向的天壤之别。   张子强对霍英东的“敬畏”，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即使在社会最黑暗的角落，也存在对某种价值的认可。   这种价值不是法律条文，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在长期社会互动中形成的共识，爱国商人这个身份赋予霍英东的保护，不是来自几个保镖，而是来自更强大的社会认同。   在香港即将回归的历史节点上，这种认同超越了简单的黑白划分，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   霍英东2006年去世享受国葬待遇，香港澳门降半旗志哀，而张子强早在1998年就在广州伏法。   两人的最终结局，早已在他们各自的选择中埋下伏笔，张子强那句“动谁都不能动霍家”，今天听来像是一句江湖传说，但它背后折射的，是香港特定历史时期复杂的社会生态，是即使在最混乱的年代也依然存在的底线思维。   张子强或许永远无法理解霍英东的爱国情怀，但他能识别出什么是不可触碰的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