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中国GDP是1950亿美元，印度是1930亿美元，几乎打成平手。到1982年，中国2050亿，印度2000亿，依旧只差那么一丢丢。放在当时，这两个亚洲人口大国在经济上旗鼓相当，谁也看不起谁。 1981年的北京街头，国营商店的售货员还在按票证卖粮，而德里的露天市场已经飘着咖喱香。这一年，中国GDP1950亿美元，印度1930亿，两个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大国，在数字上咬得死死的。那时候的报纸常打比方，说中印就像两个穿同尺码衬衫的壮汉，谁也不服谁。 转折点藏在土地里。1982年安徽凤阳的农民，偷偷把地分了包干到户，结果粮食亩产翻了倍。这股风很快吹遍全国，中国农业总产值当年暴涨11%，粮食多了3000万吨。而印度还在搞"绿色革命"，政府高价收粮、低价卖化肥，折腾十年粮食增产不到5%。 那会儿中国农民兜里有了余粮，开始琢磨买自行车、缝纫机，江苏的乡镇企业缝纫机产量一年翻三倍，这种自下而上的活力，印度国营农场里的工人想都不敢想。 真正拉开差距的是"看不见的手"。1984年青岛电冰箱总厂（后来的海尔）还在借钱发工资，而印度塔塔集团的钢厂还在等政府批指标。中国从1980年开始允许个体户经营，到1985年全国个体户超过1000万户，广东的"三来一补"工厂像雨后春笋。 印度直到1991年才被迫开放市场，这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是印度的5倍，1981年两国外汇储备都不到100亿，到2000年中国攒了1656亿，印度只有423亿。 被忽视的还有"人"的账本。1981年中国小学入学率93%，印度只有72%；中国女医生占比40%，印度农村很多产妇还在家接生。 这些数字在80年代不显山露水，到了90年代变成了生产力：当东莞的电子厂需要熟练女工时，中国有1.2亿初中毕业生等着进厂，印度同期15岁以上女性识字率不到40%。就像深圳的包工头说的："我们的工人能看懂图纸，印度工人得先教识字。" 最关键的是"胆子"。1984年联想在中关村传达室起家时，印度还在限制私营企业扩大产能。中国敢让乡镇企业和国企竞争，敢让外资占股51%，甚至敢在1988年把"私营经济"写进宪法。 印度直到2000年才允许外资控股电信业，这时候中国的华为已经在全球建基站了。这种体制弹性，让中国在1989年GDP增速掉到4%后，1992年又飙到14.2%，而印度同期还在和许可证制度较劲。 2025年回头看，1981年的平手像场错觉。中国用包产到户解决了肚子问题，用乡镇企业激活了手脚，用教育医疗攒下了后劲，而印度困在"计划经济+种姓制度"的茧里。 就像80年代在广州打工的四川姑娘说的："那时候觉得印度和我们差不多，后来才明白，他们的地是地主的，我们的地是自己的，自己的地，谁不拼命种？"这种从土地到人心的变革，让两个起点相近的国家，走出了截然不同的四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