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梅，一个普通的农村媳妇，嫁给了老实巴交的阿强。我们住在河南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村子不大，家家户户都认识，闲言碎语传得比风还快。 事情发生在前年冬天，那会儿天寒地冻，村里家家户户都忙着备年货，唯独我老公阿强家出了件大事——他的伯父，也就是我们叫“大伯”的老人，病得快不行了。 大伯那年已经九十高龄，身体一向硬朗，可突然就倒下了。儿女们（也就是阿强的堂哥和大嫂）早早给他穿上了寿衣，说是“迎老”，意思是让老人安详地走。 寿衣是那种老式的蓝布褂子，上面绣着金线，村里的规矩是，穿上寿衣三天内就该办后事了。堂哥和大嫂天天守在床前，脸上没半点悲伤，倒像是在等一个盼头。 阿强的公公（我公公）是个念旧情的人，那天晚上，他把我老公叫到跟前，声音沙哑地说：“阿强啊，你大伯待你不薄，小时候还给你买过糖。现在他快不行了，你回去看看，送他一程吧。”公公的话里带着命令，也带着一丝悲哀。 阿强是个孝顺人，二话不说就骑上电动车，冒着寒风去了大伯家。 大伯家离我们不远，就在村东头。我一辈子都记得阿强回来的那个晚上，他脸色苍白，眼眶通红。他告诉我，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死亡的气息——屋子里阴冷潮湿，大伯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寿衣松松垮垮地裹在身上，像裹着一层裹尸布。 堂哥和大嫂坐在旁边嗑瓜子，看见阿强来，连眼皮都没抬。堂哥冷冷地说：“爹已经一周没吃东西了，就喂点水，等咽气呢。”阿强走近一看，大伯的嘴唇干裂，眼睛半闭着，胸口微微起伏着，像是风中残烛。 那一刻，阿强的心像被针扎了一样。他想起小时候，大伯常给他做甜鸡蛋面汤——那是穷人家最滋补的东西，一碗热汤下肚，浑身暖洋洋的。阿强二话不说，转身就进了厨房。 厨房里冷冷清清的，灶台都落了灰。阿强翻出几个鸡蛋和一小袋面粉，手脚麻利地搅和起来。甜鸡蛋面汤？说起来简单，但他特意多放了点糖，又滴了几滴香油，想让大伯尝尝热乎的味道。 堂哥和大嫂在门外嗤笑：“干啥呢？爹都这样了，你还折腾啥？”阿强没理他们，端着碗走到床前，轻声唤着：“大伯，喝口汤吧。”大伯的眼睛微微睁开，浑浊的瞳孔里闪过一丝光。阿强一勺一勺地喂，汤水流进嘴里，大伯居然慢慢地咽了下去。 一碗汤喝完，大伯的呼吸平稳了点，脸上透出点血色。阿强以为这只是一点临终关怀，没想到，奇迹就这么发生了。 接下来的日子，大伯一天天好起来。阿强天天去看他，换着花样做汤：有时加红枣，有时放点姜末。不到一个月，大伯就能坐起来吃饭了；半年后，他竟能拄着拐杖在院里晒太阳。 村里的人都说这是“回光返照”，可大伯硬是活到了现在93岁，精神头比从前还好。按理说，这是件喜事，可堂哥和大嫂却恨得牙痒痒。他们原本盘算着大伯一走，就能分那点薄地和老屋，现在全泡汤了。他们开始在邻居那里嚼舌根，骂阿强“多管闲事”、“咒爹不死”，甚至说他是想独占家产。那些话像毒蛇一样钻回我们耳朵里——村头的王婶传话说，堂嫂在井边洗衣服时，指着我们家方向骂：“阿强那蠢货，一碗破汤坏了大事！爹要活到一百岁，我们还得伺候到老死！”堂哥更过分，逢人便说阿强是“克星”，害得他们没了指望。 我和阿强听到这些话，心都凉了。阿强是个闷葫芦，只会埋头干活，从不辩解。可我这当媳妇的，气得浑身发抖。我们两家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以前逢年过节，还串门送点年货；现在呢？路上碰见堂哥家的人，他们鼻孔朝天，扭头就走。我们也不搭理——凭什么热脸贴冷屁股？我拉着阿强躲开，日子久了，两家成了仇人。 有时夜里，我躺在床上想：阿强做错了什么？他只是想让大伯走得不那么痛苦，却无意中揭穿了人心的贪婪。一碗甜汤，救了一条命，却碎了一段亲情。如今，大伯还健在，常偷偷托人给我们送点自家种的菜，可堂哥他们连这都要骂。村里人说闲话，说我“挑唆”阿强，可天地良心，我只是心疼老公——他善良得像个傻子，换来一身脏水。 去年冬天，大伯过93岁生日，堂哥家办了个小席，没请我们。我和阿强远远看着那灯火，心里五味杂陈。阿强低声说：“小梅，我做错了吗？”我握紧他的手，只摇了摇头。 有些事，对错没那么简单。善良有时像一把双刃刀，能救人，也能伤人。可如果重来一次，我相信阿强还会端上那碗汤——因为良心，比闲言碎语重得多。 现在，我们依旧过自己的日子，只盼着时间能冲淡这些恩怨。或许等到大伯真走的那天，一切都会不同？谁知道呢。人生如戏，我们都在戏里演着各自的角色，只是这出戏，演得太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