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凯教授有句话，听了让人脊背发凉。 他说一旦中日开战，千万不能出现盲目自信的错误，因为在甲午开打前，日本间谍已在中国潜藏了二十多年，他们甚至清楚北洋舰队每日的伙食是啥。 日本当年为了打赢对华战争，在情报布局上的隐忍和细致，早已超出了普通战争准备的范畴。 日本明治政府刚在1868年成立，就把对外扩张定成了基本国策，征服朝鲜、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随之成型。 日本当局很清楚，要打败看似庞大的清朝，光靠发展军备不够，必须先把中国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谍报工作就此被提上了核心议程。1871年，日本兵部省专门设立陆军参谋局，谍报活动正式成为其核心职责之一，后续又经过多次机构调整，在1878年成立的参谋本部下设立管西局，专门统筹针对中国和朝鲜的间谍行动，形成了层级分明的专业间谍体系。 从1871年开始，日本就首批派遣了九名留学生来华学习汉语，这些人表面是求学，实际是为了培养成专业的对华情报人员，他们后来大多参与了对台湾的侦察和作战行动。 紧接着，日本间谍开始以各种身份渗透中国各地，从华南的广东到华北的京津，从东北的平原到沿海的要塞，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1879年，负责对华谍报的管西局长桂太郎甚至亲自微服潜入中国，从华南一路调查到华北，重点摸清了天津、北京的军政布局。 为了让谍报工作更系统，日本陆军少辅鸟尾小弥太还制定了甲乙丙三号侦察训令，把侦察内容细化到政体法令、民心向背、陆海军编制、枪炮弹药优劣，甚至山岳河流走向、各地气候物产、人口户数等方方面面，小到地方病的预防办法，大到中枢大臣的品行威望，都被纳入了侦察范围。 1886年，日本间谍荒尾精在交通枢纽汉口开设了乐善堂支店，把这里打造成了深入中国内陆的谍报核心，随后又在上海建立日清贸易研究所，名义上是开展贸易研究，实际就是培养间谍的专门学校，后来震惊中外的宗方小太郎、石川伍一等著名间谍，都出自这所机构。 这些间谍大多剃发易装，打扮成中国人的模样，有的装作商人走街串巷，有的扮成僧人云游四方，还有的混进市井打探消息，他们把收集到的情报汇总整理，最终形成了两千多页的三大册《清国通商综览》，给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详尽的第一手资料。 宗方小太郎的行动最具代表性，他1884年来到上海学习中文后，就步行游历北方九省，彻底摸清了中国北方的地理和军政情况，后来担任北京支部主任，专门刺探清政府中央情报。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海军最忌惮北洋舰队的实力，就把宗方小太郎调到烟台，专门监视北洋舰队的行踪。他两次潜入威海卫，在制高点环翠楼俯瞰北洋舰队的舰艇数目和分布，详细侦察了南北帮海防炮台的部署，甚至通过收买汉奸，用电报暗语持续向日本当局传递北洋舰队的动态。 除了宗方小太郎，石川伍一的活动也极为猖獗，他1887年加入乐善堂后，长期流窜于山东、直隶、奉天等地，1893年还专门乘船游历渤海海口各海岛，仔细观察了旅顺炮台的布防，回程时又绕道朝鲜大同江、仁川口等地，把中日之间关键海域的防御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这些间谍的潜伏有多深入？他们不仅能摸清北洋舰队的舰艇数量、训练强度，甚至能精准掌握舰队官兵的每日伙食，这种细节上的把控，让日本在战争准备阶段就占据了绝对的信息优势。 1887年，日本陆军大佐小川又次在两次潜入中国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征讨清国策案》，提出了全面的陆海对华作战计划，而这份计划的核心依据，就是二十多年来间谍收集的海量情报。 到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已经构建起了从沿海到内地、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谍报网络，清军的兵力部署、调动路线、武器装备优劣，甚至朝廷的决策动向，都被日本牢牢掌握。 反观清政府，对日本的谍报渗透几乎毫无察觉，直到1894年中日宣战后，石川伍一被清廷抓获处死，人们才惊觉日本间谍已经渗透到了军政核心区域。 日本间谍的这些活动，也成为了甲午战争日本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通过二十多年的潜伏，把战争的主动权牢牢抓在了手里。高志凯教授的警示，正是源于这段历史，他提醒我们，战争的胜负从来不止是战场上的较量，提前的情报布局往往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那些看似不起眼的细节，比如一支舰队的每日伙食，背后可能隐藏着部队的补给能力、训练强度甚至士气状态，日本间谍对这些细节的掌控，恰恰体现了他们的周密和隐忍。 现在回望这段历史，不是要放大焦虑，而是要铭记教训，盲目自信从来都是战争的大忌，只有时刻保持警惕，看清潜在的风险，才能真正做到有备无患。当年日本用二十多年的潜伏铺垫战争，这种对情报工作的极致重视，值得我们永远警醒。
